1944年，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提出，自发的市场秩序本质上，优于限制活力的集权主义秩序。随后的几十年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却崩溃了，历史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可接下来，世界又见证了中国崛起。

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众所周知：GDP连续三十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约有7亿人摆脱了贫困；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创新科技与企业不断涌现；中国也绘制了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全方位蓝图。

中国的成功弱化了自由市场的神话：自由市场代表着每个国家的最佳发展战略吗？这种疑虑导致长期以来作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领导者的国际货币基金（IMF）也正在反思自己的正统观念。

然而，中国式的中央计划在西方依然备受鄙夷，那些旁观者以所谓不透明和太压抑的标签来贬低中国的体制。

但是，中国的制度真的与美国的制度截然相反吗？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美国政府标榜支持自由市场，但其财政支出比重自1970年以来一直稳定上升。2019年，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35.7％，与中国的34.8％差不多。冠病疫情加速了政府主导经济这一趋势。

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的大规模干预。此外，拜登政府现在正在推进的立法项目，包括美国人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和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都凸显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

随着中美两国经济上都越来越重视中央集权的国家能力，“国家与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常见的二分法显然过于简单化了。这两个国家面临许多相同的挑战，首先是确保富豪精英不会选择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不公平公共政策与商业决定。

国家和市场都是社会结构。正如哈耶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市场基于自身利益自发地形成市场秩序，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长的官僚机构，可能也会根据既得利益形成某种官僚秩序。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限制这些既得利益以确保国家能够继续专注于为百姓提供社会产品与服务将变得尤为重要。

民众对美机构信任低

只要美国坚持其自由市场主导的体系，它将不容易应对这一社会挑战。相反，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提出的警告“军工联合体可能获取不当影响”的威胁会继续存在及泛滥（尽管今天它可能被更名为“军工-产业-金融-媒体复合体”）。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今民众对美国机构的信任如此之低。

在2020年Edelman信任晴雨表中排名的26个国家中，美国在民众对非政府组织、企业、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中排名仅第18位。2021年，它排名下降到第21位。

相比之下，2020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企业、政府和媒体受民众信任度最高。虽然该信任度在2021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82％降至72％），但中国仍然排名第二。

这可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已证明其有能力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项目和计划使所有民众受益，而不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

根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国的贫困居民感到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和其它公共服务方面越来越有效”。

“红天鹅”是意料之中

在德国政治学家史蒂芬·海尔曼（Stephen Heilmann）看来，中国的“非正统”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共产党的韧性，使中国成了一只“红天鹅”。这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超常规和没有预见到”的挑战。但我们却认为中国的成功不是意外，而是意料之中。

中国不仅充分运用了中央计划，还在这个过程中推行了适应性、实验性的政策制定习惯，通过不断地改革制度与结构，来因地制宜地反映新理念和新实践。

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小涓院长最近指出的，“最高决策层的意志”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防止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复杂问题上陷入决策僵局，在这些复杂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很容易阻碍社会进步。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决策没有协作共识，相反，在做出重大政策决定之前，中国领导人会与智库和学者进行磋商交流，以获得相关的理论与见解，并访问地方社区以了解实地情况。然后，他们会启动试点计划，以揭示和解决现实中的政策实施问题，通过这种务实的工作习惯推出可以适应不同环境的改革与发展项目。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适应性、试验性务实工作习惯也无法避免特权与寻租行为。

有针对性地实施特殊政策和试验计划可能会导致碎片化制度环境、浪费和过度竞争，所有这些弊端都可能破坏中国建设一个开放、复杂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努力。

此外，正如吉恩·金（Jiun Kim）和凯文·奥布莱恩（Kevin J. O’Brien）所表明的那样，官僚机构可能会极力抵制进步，因为某些地方官员会担心更高的透明度会破坏其运营地方经济的灵活性和其晋升前景。

特定体制适应特定国家

同样，如果某些特殊的企业或市场参与者获得了太大的影响力，也会发生同样的寻租及垄断行为。克服这些特权、垄断、寻租行为的挑战，需要敏捷、创新、及具有坚定政治意愿的领导层。

那么，自由市场经济是否仍优于中央计划经济？这可能是错误问题。制度安排是一个复杂系统，受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影响。

我们的目标不应是确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是设计出具备各种特征的体制与机制组合，去适应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并通过适当的制衡，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好处。

中国的政策试验、实施、和将“改革算法”制度化的传统已经形成，并开始不断调整其体制结构，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正是这些系统性的治理能力升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路径，而其经济成果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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