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设统一地球资产负债表/Project Syndicate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看待资产负债表的方式。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更深刻的变革,即需要创造一个全球体系来超越狭隘的且仅局限于国家层面的会计体系。

资产负债表必须平衡。这正是复式记账的美妙之处:一个经济实体的资产最终必须等于其负债。当它们不相等时,例如,当来自资产的收入(包括获得额外融资的能力),不足以承担与其负债相关的义务时,危机就不可避免。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并没有过多关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存量。相反,他们专注于流量增加值,包括GDP、储蓄和贸易。

但这种情况在 2008 年发生了变化。那时的全球金融危机提醒世界,当负债隐藏在表外工具或离岸金融中心时,用美国投资者巴菲特的话说,它们最终会成为“大规模毁灭性的金融武器”。

事实证明,宏观灾害具有微观和局部根源,而政策制定者往往忽略或遗漏了这些祸源。

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合组织开始敦促其成员国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以便当局不仅能够监测财政和贸易盈余或逆差,还能够监测私人和公共债务的规模及杠杆率。

今天,大多数 G20 国家都编制了国家资产负债表,尽管质量参差不齐。

各经济体非独立运作

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各经济体并不是独立于其它地区运作的。

这就是为什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MGI) 编制了一份“全球”资产负债表,其中包括世界十大以国家为单位的主要经济体(澳洲、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日本、墨西哥、瑞典、英国和美国),其收入总和占全球收入的60%。

在本世纪的前20年里,尽管全球 GDP 增长乏力,但这种相互关联与共享的资产负债表却在不断膨胀。

全球总资产从440兆美元(约2000年GDP的13.2倍)增长到 2020年的1500 兆美元以上。经济净值(资产减负债)从160兆美元增长到 510 兆美元(增长 219%)。

在全球并表处理后,经济净值就相当于实物资产的价值,因为金融资产和负债将相互抵消。

但是,由于货币价格受货币数量的影响(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债务来创造资产与货币),因此,该经济净值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利率和租金收益率的下降而增长。

自2000年以来,低利率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了通胀,而储蓄和投资仅占净资产总增长的 28%。因此,相对于收入而言,2020年的净资产比 1970-1999年期间的长期平均水平高出近50%。

这凸显了金融业在确定实物资产价值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及金融会计在决策中的重要性。

纳入人力和自然资本

MGI“借用”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即“企业界的一种基本评估工具”,来评估全球经济的健康状况和弹性。其“全球”资产负债表显然是良好的第一步。但它缺少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

目前,很少有国家将自然或人力资本这两个重要的变量纳入其资产负债表。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自 2000 年以来净资产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自然环境或社会福利(例如通过不平等加剧)为代价的。

今年各国可以开始采用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系统,这为更好的评估自然资本奠定了基础。但是,该框架的全面实施被推迟了,而全球仍然缺乏对社会不平等的核算。

幸运的是,环境、社会和监管数据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企业的数据),也许可以作为更全面的全球资产负债表的基础材料。

有了评估自然和人力资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决策者将更有能力做出有利于其公民和环境福祉的决策。然而,为了产生最大的影响,国家资产负债表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地球资产负债表。

改善资源配置

统一的地球资产负债表,将使世界能够改善整体资源配置,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确保更具包容性的发展。

例如,有些人担心保护和增强自然和人力资本将意味着接受非常低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去增长”。但从全球视角看,并非所有经济体都需要快速增长。

人口较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需要增长,因为收入增长对减贫至关重要。但人口老龄化的发达经济体可以在没有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维持高标准生活水平。

这表明统一的地球资产负债,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公地悲剧:各国奉行以邻为壑的政策的代价是牺牲全球公共产品,而统一的地球资产负债表可以测量并提醒悲剧的发生。

统一的地球资产负债表也可以用来避免跨代悲剧:当各国缺乏动力去推行当今政策以确保子孙后代的福祉时,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统一的地球资产负债表可以通过将未来负债与时间维度纳入评估体系,因而迫使全球所有人采取更长期的观点。

要做到这些改进,全球必须在各个层面都接受一个地球的视角。

毕竟,正如为实现巴黎气候协议中设定的、并在最近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重申的目标而作的努力会有集成正和回报,全球协作的进步是可以超过地方成就总和的。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但它也是由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格局所塑造的。

只有通过一个统一的地球资产负债表(自下而上地重设我们衡量全球财富的方式),才能确保各国的努力可以为全球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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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财务储备应对突变/李兴裕

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重创经济下,联邦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吃紧,债务也处于偏高水平——这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见。

截至2019年杪,联邦政府债务处于7930亿令吉,或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8.7%,而总负债和债务则是1.169兆令吉,或占GDP77.4%.

财务吃紧, 迫使财政部修改条规和财政纪律,或是政府融资与开销的特别条款,以采取一些抵御经济下跌周期的措施,减缓疫情造成经济衰退的冲击。

2020年政府融资短期措施(2019年冠状病毒病)法令的拟订,是为了拯救人命和经济。该法令允许政府进行额外举债,以融资各项经济刺激配套与复苏计划的财务措施。

在该法令下,联邦政府债务官方顶限已暂时从占GDP的55%上修到60%,而且只生效为期3年,直到2022年12月31日。

截至2020年12月杪,联邦政府债务企于8796亿令吉,或占GDP58%,因此政府进一步举债的空间只剩2%或等于约300亿令吉(根据名义GDP总值1.5兆令吉推算)。

截至2020年12月杪,联邦政府债务和负债总额处于1.261兆令吉,或占GDP约89.2%比重。

疫情引爆经危机后,政府通过2020年整年和2021年首季相继推出的7个经济刺激与复苏配套,以直接财务注资的方式,注入约726亿令吉。

再加上2021年财政预算案总额高达3225亿令吉的历来最高预算数额,将导致联邦政府今年的债务提高,尽管由于名义GDP扩大的关系,债务对GDP比率或会走低。

赤字去年飙至6.2%

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已从2019年的占GDP约3.4%,于去年飙升至6.2%,而今年也预估处于6%的偏高水平。

在全国疫苗接种计划如火如荼进行,但进度非常缓慢之际,要彻底摆脱冠病仍将耗费一段时日。然而,国人、商家企业在经济上的磨难,以及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痛楚仍未结束。

财政部已拟订一个中期财务框架,放眼2021至2023年的3年内,整体财政赤字平均占GDP的4.5%,而联邦政府债务预计将增加,尽管情况受控。

显然的,各项继续管控疫情及重振经济及商业永续经营的措施将需要进行融资。基于冠病疫情所造成的创伤可能需要几年才能消散,政府必须开始进行规划,恢复财政净值的缓冲,以重建财务实力及永续的还债能力,以应对未来的任何突变。

有数个原因解释为何政府需要运用公共领域资产负债表责任与公信力,以在疫情期间妥当的理财,以及专注于其净值(资产净值扣除总债务的余额)。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改变其会计方式,从现金转为accrual 会计。

首先,此次史无前例范围如此之广的冠病大流行危机,是我们采取一个负责任财务方式的催化剂,并做好更好的准备,建立强大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以应对未来的任何严重经济突变。

保持强大资产负债表

当前的危机已告诉我们,政府有限的财政预算,迫使它必须高度依赖非直接财务注资方式,来抵御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我们需重建政府强劲的财务储备缓冲。

政府的政治经济环节,对捍卫我国财务资源至关重要。这涉及严谨的财政纪律及审慎的财政管理,政府必须紧密遵守,以重建其财务储备金。

只有当我国经济保持相当强劲,政府才有能力强化可实现的财务储备,好让我们未雨绸缪,拥有足够甚至绰绰有余的资源。

其次,政府需要重建其资产负债表和净值,以减轻未来世世代代的债务负担。作为一个负责任和照顾人民福祉的政府,我们必须爱护跨世代的平等。

人口老化、更好的医疗保健覆盖网、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系统,以及在这个数字时代中将有大量的工作被取代,这一切已经告诉我们,国人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将会更大,政府如何保持财务缓冲,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政府必须规划、投资、管理和精明的耗费我们的资源和财务预算。

第三,保持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及净值地位将惠及政府,这包括利息开销减低、债务开销降低,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提供财政调控空间和灵活度。

国际货币基金(IMF)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那些拥有强劲净值地位的国家,在经济下行时拥有较强的韧力,而从经济衰退复苏时的经济增长,平均比其他国家高出3倍。

最后,政府预计将在今年杪立法(且让我们拭目以待),推出一个管理公共财务的特别法律——财务责任法令(FRA),一旦该法令生效,财政部将必须对保持强大资产负债表负责。

FRA必须根据财务管理的各项良好原则及国际最佳作业守则来拟订。有关财务法规必须简单、透明及容易执行。

它必须获得强大政治承诺的支持,以拥有充足的法律约束力,并提供一些灵活性,针对经济情况的变化作出改变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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