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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的通胀萨满教/Project Syndicate

在谷歌上搜索“萨满教”这个词,您会发现这指的是“一种非专职宗教人士通过使用受控且随不同文化文本而有所变动的意识状态,而与特定灵体建立并保持个人关系的传统行为。”

这个定义中的每个要素都适用于当今的货币政策制定,正如人们对美联储在9月18日将短期利率下调50个基点的决定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

“非专职”的克鲁曼

“非专职宗教人士”指的是那些对美联储行动发表评论的经济学家,“特定灵体”就是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而“受控且随不同文化文本而有所变动的意识状态”则描述了写在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论,以及那些教科书作者发表的言论。

著名“非专职人士”保罗·克鲁曼就是如此,他的声望因获得“诺贝尔奖”而大大提升(事实上该奖项是为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由一家中央银行赞助——令人惊讶,但暂且按下不表)。

在美联储拿出大动作的当天,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宣称: “最重要的是……我们赢得了通胀之战,而且是在没有出现经济衰退或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做到的。”

请注意这句话所暗示的个人关系。“我们”究竟指谁?克鲁曼没有说,但这个词里显然包含了他自己(这就是“we”在英语里的意思)。

不过关键人物不是克鲁曼,而是美联储里的灵体。

正如他解释的那样:“美联储是一个极其强大、可以迅速采取行动的经济行为人……因此它基本上就是经济的短期管理者。”

那么当通胀威胁到经济时美联储究竟是如何管理经济的?“通过提高利率,”克鲁曼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尝试冷却经济,减少支出,降低对商品的需求。这是个标准操作。”

他随后正确地指出美联储在2022年3月之后的加息幅度是自1980年代初以来最大的。

接下来克鲁曼提出了他对特定灵体的看法。

如果鲍威尔说一件事,就意味着X;如果他说另一件事,那就意味着Y。

克鲁曼认为重要的是“语句和特定性”。或者换一种说法:这就是“记载于文本的、具有文化特定性的意识状态”。

克鲁曼告诉我们说这将决定对长期利率的影响,从而影响经济表现。

早在1981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将短期利率推高到了20%(比现在高四倍),导致美元飙升,经济崩溃,工会和工业遭到破坏,失业率在他最终让步之前飙升至10%。

这一举措,再加上全球债务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确实使通胀率有所回落。

而这一回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经济增长没有放缓,大宗商品价格没有崩溃,失业率仅上升了1%,徘徊在1980年代被视为充分就业的水平。

美联储什么都没赢

那么美联储是如何赢得通胀战争的?

明确的答案是美联储实际上什么都没赢。价格上涨在2022年6月达到顶峰,但当时那个灵体才刚刚获得连任。在三个月前的紧缩周期开启后利率仅上升了75个基点。

此后,随着与疫情相关的冲击、供应中断和油价操纵行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通胀率也一直在下降——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对欧洲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对美国影响不大。

除非你是个萨满巫师,否则毫无疑问的结论是美联储并没有通过巧妙地安抚那些掌管增长、就业和通胀的神灵和恶魔来管理经济。

相反它只是摆弄着利率杠杆且,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发生。

正如我在2022年5月所写的那样,鲍威尔只是“挥舞魔杖”,允许他的萨满巫师们把已经发生的事归功于他。

衰退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仍然高昂的利率是否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引发经济衰退——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促使经济放缓并缓解劳动力市场紧张状态正是美联储的目标。高利率对企业不利,高抵押贷款利率对住房不利。糟糕的企业和糟糕的住房不利于就业。

经济放缓可能现在已经开始,但,只是尚未产生明显影响。原因必然先于结果存在。一个已经出现的结果不能归于一个尚未发生的原因。

这是非常简单但却被克鲁曼和他的许多同行们忽视了的一点。而我也希望——尽管希望渺茫,这位“经济科学”大奖的获得者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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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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