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美国经济最有利?/Project Syndicate
在美国总统拜登与特朗普辩论后，如潮水般涌现的评论中，有一些东西是缺失了的。
虽然选民对候选人的个性和个人能力的判断相当重要，但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句名言：“经济才是硬道理。”
而虽然特朗普在辩论过程中，散布了大量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最危险的谬误则是在他和拜登各自的过往经济政策记录方面。
评估总统的经济管理，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许多事态发展都是由其前任推动的。
奥巴马之所以不得不应对严重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前几届政府放松了金融监管，且未能阻止于2008年秋季爆发的危机。共和党议员束缚了奥巴马政府的手脚，呼吁政府紧缩开支，致使美国无法采取本可以更快走出大衰退的财政政策。
功绩揽到自己身上
当经济终于开始好转时，奥巴马却即将下台，而特朗普正准备走马上任了。
特朗普毫不犹豫地将随后的经济增长功绩揽到自己身上。但尽管他和国会共和党人削减了企业和亿万富翁的税收，但承诺的投资激增却从未兑现，取而代之的则是来年有望超过1兆美元（约4.7兆令吉）的股票回购浪潮。
冠病死亡人数高
虽然不能将冠病疫情归咎于特朗普，但他显然也要负上一定责任，因为是他的应对不力，致使美国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纵使被病毒夺去生命的大多是老年人，但它也削弱了部分劳动力，因此引发了拜登继任后面临的工人短缺和通胀问题。
而拜登的经济纪录则令人印象深刻。他上任后立即通过了令美国的疫情复苏速度超越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美国救助计划》，随后又通过了《两党基础设施法》来着手注资修复美国经济的一些关键要素——要知道这些要素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被忽视的。
第二年，拜登签署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开启了一个新的工业政策时代，以确保经济未来的韧性和竞争力——这跟前面那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脆弱性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的通过，美国终于开始与国际社会联手应对气候变化和投资于未来技术。
除了为应对可能难以彻底杀灭且不断演化的病毒提供经济保障外，《美国救助计划》还在一年内将儿童贫困率降低了一半。但该计划也被（包括一些民主党人）指责为随后产生的通胀的罪魁祸首。
但这种指责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救助计划》并没有产生过量的总需求，至少没有达到可以解释这一通胀水平的程度。真正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是疫情和战争导致的供应中断和需求变化。
拜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了这些问题，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应对石油短缺并努力疏解美国港口的瓶颈。
通胀更高更不平等
而与本次选举更为息息相关的是未来。仔细的经济建模表明特朗普的提议将导致（在更低增长下的）更高通胀和更大的不平等。
首先，特朗普将提高关税，而此举的成本将主要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跟经济学常识相反，特朗普假定中国会直接降低价格来抵消关税。但如果它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也不会有任何美国就业岗位被挽救（前后一致从来不是特朗普的优点）。
此外，特朗普会削减移民，致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紧张，并增加某些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风险。
他还将增加赤字，这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在忧虑之下提高利率，从而进一步压抑对住房的投资，推高租金和住房成本——它们是当今通胀的主要来源。
除了通过抑制投资来减缓增长外，利率上升还会推高汇率进而降低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此外在投入品成本因关税而增加以及由此引发的报复行动之下，美国的出口将更为艰难。
我们已经知道2017年的企业减税并未刺激太多投资，大部分好处都落到了富人和（持有大量美国公司股份的）外国人手里。特朗普承诺的各项额外减税措施，大概不会取得什么更好的效果，但却几乎肯定会增加赤字和不平等。
当然，要建模去了解这些效应的影响，是项相当复杂的工作。目前尚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快速有力地应对关税引发的通胀，但该机构的经济学家们显然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是否会通过提前加息来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特朗普随后是否会尝试解雇美联储主席来破坏制度规范？国内外市场又将如何应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的新时代？
大幅削减研发支出
而长期的预测则更为清晰——也更糟糕。美国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技术实力，而这些实力又是建立在坚实科学基础之上的。
然而，特朗普将继续攻击我们的大学并要求大幅削减研发支出。他未能在上届任期削减研发支出的唯一原因，就是并未完全掌控自己所属政党，但如今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同样，尽管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但特朗普仍会通过限制移民来减少劳动力。尽管经济学家强调法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他这个已被定罪的重罪犯，显然并没有遵纪守法的好名声。
因此，关于特朗普还是拜登（或者任何因他退选而取而代之的民主党人）对经济更有利的问题，根本就没什么好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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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助美国制造业强大?/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李根（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经济学杰出教授、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研究员、《Research Policy》期刊编辑。）
在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对57个对美贸易顺差国征收高额“对等”关税后，股市暴跌，美元下滑，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
在关税生效不到24小时，特朗普又宣布将大部分关税“暂缓”90天，然而10%的基准关税仍然有效，同时还在迅速升级的贸易战中对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不断加征关税。尽管实施了暂缓，但特朗普仍坚持认为关税对于制造业回归美国至关重要。
美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尤其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关税可能造成的深重破坏。然而东亚当年也成功利用关税来协助建立了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但不幸的是对美国来说，东亚（尤其是韩国）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手段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韩国的关税是不对称的：它对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征收极高关税，而制造业所需的资本货物（如机械）则关税极低。如果没有这些低资本货物关税（再加上低工资水平），韩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低成本生产中心。
关税反阻碍外资
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那些它试图从中“带回”制造业的国家。再加上高额和全面的关税，该国的营商成本变得极其高昂，这些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实上一些韩国企业已经认定与在美国建设新工厂，相比将生产留在国内仍然是个更好的选择。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关税非但没有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本土制造业，反而阻碍了外来直接投资。为了使目标与激励措施更加一致，特朗普政府应当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任何国别关税的计算中。
因此，在使用目前这种将美国与某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额除以该国的货物进口总额（然后再将该数字除以二）的做法之前，特朗普政府应从贸易逆差中减去目标国的外来直接投资额。这样的话外来直接投资额越高，关税就越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足以纠正特朗普政府计算中的各类缺陷，例如对韩国征收25%的关税，而韩国对绝大多数美国进口商品的征税率平均不到1%。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未能顾及目标国之间工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对孟加拉国征收37%的关税，几乎与对莱索托征收50%的关税一样难以自圆其说。
无论如何，关税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韩国建设制造业基地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压低利率，为制造商提供低成本贷款。这些干预措施，确保了私人投资流向制造业，而不是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利润的金融和其他服务业。
难吸引投资者
对美国来说，使制造业比金融、教育和娱乐业更吸引投资者的难度要大得多，而这也不仅是因为这些服务业利润率很高且具备全球竞争力。
韩国政府对商业银行收取的利率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并对信贷分配拥有自由裁量权。
难确保长期竞争力
其他国有机构——如管理资本投资长期贷款的韩国开发银行，和韩国官方出口信贷机构韩国进出口银行——也提供了协助。
即使美国设法保持低利率并引导更多资金流入制造业，要确保这些行业的长期竞争力也并非易事。而韩国则利用其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和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由大型家族企业集团（财阀）主导的商业环境，实现了这一目标。
财阀们以传承为主导的思维，让它们倾向于从长计议。但政府确保它们将国内市场保护所带来的额外利润，用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确保金融部门也执行类似长期方针。
这意味着像现代汽车这样的企业，可以将利润持续投资于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好、价格更低的汽车，同时为当地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因此，虽然韩国消费者在关税实施初期面临着汽车价格上涨的问题，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应培育知识密集型行业
但在股东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这意味着利润通常被用来报答股东——比如通过分红或回购。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税保护产生的任何额外利润，会在美国这个金融主导、以短期为导向的经济体系中引发对制造业的长期投资。
如果特朗普政府致力于重建美国的制造能力，那么它就应该专注于特定行业，利用政策杠杆降低关键投入品和潜在直接投资的成本。
美国不能也不应尝试再次成为服装或鞋类生产国，但它或许可以培育出更多能为经济或安全创造巨大收益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中国受益最大
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的做法，那它不仅无法使美国成为制造业强国，还会疏远贸易伙伴，损害国际信誉，破坏全球稳定。
而因此受益最大的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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