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是全球不平等根源?/Project Syndicate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重塑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也让作者一举成名。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动因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但他的核心论点——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在将越南贫困农民的境况与法国中产阶级相对舒适的生活进行比较时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过去40年来亚洲和中东欧经济体在贸易推动下的崛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跨国差距缩减幅度最为巨大的一次。
尽管如此，除了嘴上呼吁两句，西方观察家甚少关注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另外那85%人口。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家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非洲人民生活，而大多数基金会和机构仍将重点放在减少本国内部的不平等上。尽管这两项事业都令人钦佩，但政治分析家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参照全球标准，发达经济体几乎不存在贫困。
全球有7亿赤贫人口。
国际性不平等
当然，印度的农民对美国或欧洲的选举没有影响力，而近年这些选举的焦点也越来越转向国内。如今候选人不会因为承诺帮助非洲而获胜，更别提南亚或南美了。这种转变有助于解释皮凯蒂将不平等问题归结为国内问题的观点为何会在美国进步派人士中激起强烈反响，并间接地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产生共鸣。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生活在易受气候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此外尽管殖民主义的影响经久不散，但欧洲那些福利国家或日本并不热衷于对向前殖民地支付赔偿。
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从道德角度来看，此事是否比让全球7亿赤贫人口脱困更为紧迫则依然是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值得称赞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采取重大措施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它们的资源和政治责任都是有限的，而富裕国家则倾向于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倡议。
融资方案
一个似乎已达成广泛共识的领域是气候行动。有鉴于此，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创建一个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大规模气候融资（最好是通过赠款而非贷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世界碳银行。
正如我最近所言，考虑到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禁止私人贷款人在发达国家法院起诉违约的主权债务人），赠款融资尤为重要。为了吸引私人融资，发展中国家必须自己建立可靠可信的法院以及其他体制。而在这一切得以实现之前依然需要弥补资金缺口。
减少全球贫困最终都需要扩大开放和减少贸易壁垒。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推动贸易限制的民粹主义政客的推波助澜下支离破碎，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向较富裕国家蔓延的风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且已经反映在了这些国家日益激烈的移民辩论中。
发达经济体3选项
对此发达经济体有三个选项，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只针对国内不平等问题的：
首先，它们可以加强应对移民压力的能力，打击那些企图破坏全球秩序稳定的政权；
其次，可以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有能力避免内战的国家；最后是派遣公民援助低收入国家。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在国内试行了一些项目，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较贫困社区支教一年或兴建房屋。
至少，派遣西方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哪怕是短期的——可以让那些养尊处优的校园活动家们了解世界上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亲眼目睹那些资本主义尚未扎根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这样的经历可以让年轻人对各项全球挑战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们对那些最终可能影响自身生活的危机有更清晰的理解。
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平等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只是它并不是对永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威胁。
而西方领导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则是找到能使各国接入全球市场并将其公民带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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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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