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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全球不平等根源?/Project Syndicate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重塑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也让作者一举成名。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动因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但他的核心论点——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在将越南贫困农民的境况与法国中产阶级相对舒适的生活进行比较时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过去40年来亚洲和中东欧经济体在贸易推动下的崛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跨国差距缩减幅度最为巨大的一次。

尽管如此,除了嘴上呼吁两句,西方观察家甚少关注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另外那85%人口。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家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非洲人民生活,而大多数基金会和机构仍将重点放在减少本国内部的不平等上。尽管这两项事业都令人钦佩,但政治分析家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参照全球标准,发达经济体几乎不存在贫困。

国际性不平等

当然,印度的农民对美国或欧洲的选举没有影响力,而近年这些选举的焦点也越来越转向国内。如今候选人不会因为承诺帮助非洲而获胜,更别提南亚或南美了。这种转变有助于解释皮凯蒂将不平等问题归结为国内问题的观点为何会在美国进步派人士中激起强烈反响,并间接地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产生共鸣。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生活在易受气候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此外尽管殖民主义的影响经久不散,但欧洲那些福利国家或日本并不热衷于对向前殖民地支付赔偿。

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从道德角度来看,此事是否比让全球7亿赤贫人口脱困更为紧迫则依然是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值得称赞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采取重大措施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它们的资源和政治责任都是有限的,而富裕国家则倾向于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倡议。

融资方案

一个似乎已达成广泛共识的领域是气候行动。有鉴于此,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创建一个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大规模气候融资(最好是通过赠款而非贷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世界碳银行。

正如我最近所言,考虑到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禁止私人贷款人在发达国家法院起诉违约的主权债务人),赠款融资尤为重要。为了吸引私人融资,发展中国家必须自己建立可靠可信的法院以及其他体制。而在这一切得以实现之前依然需要弥补资金缺口。

减少全球贫困最终都需要扩大开放和减少贸易壁垒。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推动贸易限制的民粹主义政客的推波助澜下支离破碎,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向较富裕国家蔓延的风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且已经反映在了这些国家日益激烈的移民辩论中。

发达经济体3选项

对此发达经济体有三个选项,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只针对国内不平等问题的:

首先,它们可以加强应对移民压力的能力,打击那些企图破坏全球秩序稳定的政权;

其次,可以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有能力避免内战的国家;最后是派遣公民援助低收入国家。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在国内试行了一些项目,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较贫困社区支教一年或兴建房屋。

至少,派遣西方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哪怕是短期的——可以让那些养尊处优的校园活动家们了解世界上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亲眼目睹那些资本主义尚未扎根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这样的经历可以让年轻人对各项全球挑战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们对那些最终可能影响自身生活的危机有更清晰的理解。

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平等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只是它并不是对永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威胁。

而西方领导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则是找到能使各国接入全球市场并将其公民带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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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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