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通货膨胀率略微上扬，引发金融市场焦虑。拜登政府1.9兆美元的冠病纾困救助法案和进一步扩大开支投资于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家庭救助的计划是否存在使经济过热的风险？

这样的担忧非常普遍，毕竟我们面前还有诸多不确定性。我们从未经历过大流行病引发的经济下行，包括服务业严重衰退、不平等空前加剧、储蓄率飞涨。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发达经济体是否与何时能控制住疫情，更不要说全球普遍水平了。评估风险的同时，我们也需准备应变计划。

在我看来，拜登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做得太少的风险远大于做得太多。

更重要的是，目前通胀压力大多来自于短期供应端瓶颈，这个问题在重启之前临时关停的经济时不可避免。

我们并不缺乏汽车或半导体的全球产能，但当所有新车都需要半导体，且汽车需求仍不确定时（一如疫情期间），半导体的产量就会下降。

全球整体产能过剩

更宏观地讲，在一个复杂的一体化全球经济中协调一切生产投入本身就非常困难，而我们还通常觉得理所应当，因为一切都自然而然顺顺利利，且大多数调整都是“边缘”的。

如今常规的过程受到干扰，障碍出现，某些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但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会助长通胀预期从而产生通胀动力，特别是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整体产能过剩。

别忘了，不久前，一些现在警告过剩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的人，还在大谈特谈总需求不足（甚至在零利率下）导致的“长期停滞”。

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严重不平等，疫情还暴露并加剧了社会分化，紧缩的劳动市场正是良方。

对劳动力需求旺，最低工资便会上涨，被边缘化的群体就能进入劳动市场。

当然，目前美国劳动市场具体有多紧张还存在争议，尽管就业率仍明显低于冠病危机前的水平，但多个报道显示就业市场劳动力短缺。

保守派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过于慷慨的失业保险福利。但是，比较美国各州劳动力供应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这些类型的劳动力抑制效应是有限。

而且，尽管冠病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扩大的失业福利无论如何都将在秋季结束。

担心需求方更实际

与其对通货膨胀感到恐慌，不如担心财政救济方案提供的资金枯竭时，总需求会发生什么。

许多处于收入和财富分配底层的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债务——有人超过一年未缴纳租金，靠政府的临时保护措施才免受驱逐。

负债家庭的支出减少不太可能被高层家庭所抵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疫情期间积累了储蓄。

鉴于在过去16个月中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仍然强劲，富人似乎会像对待其他意外之财一样对待他们的额外储蓄：将其作为投资或在多年中慢慢花费的东西。

除非有新的公共开支，否则经济可能再次遭受总需求不足的困扰。

近零利率不健康

此外，即使通胀压力真的变得令人担忧，我们也办法抑制需求（而且实际上会加强经济的长期前景）。

首先，是美联储委员会的利率政策。过去十几年近零利率在经济上是不健康的。

资本的稀缺性价值并不是零。低利率扭曲了资本市场，引发了对收益率的追求，导致风险溢价过低。

回到更正常的利率将是一件好事（尽管富人作为超低利率时代的主要受益者可能持不同意见）。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评论家看了美联储的风险平衡评估，担心它在必要的时候不会采取行动。

但我认为，美联储判断一向是正确的，我相信一旦有充分依据，它就会改变立场。抗击通胀的本能已经植入央行行长们的DNA。如果他们都不认为通胀是目前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你也不必执着于此。

税收比率太低

其次是加税。确保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更多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必须要有回报。

美国税收总额占GDP比率太低了，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严重的不平等，这一点尤其不合理。我们迫切需要更高的累进税和应对气候危机的环境税。

尽管如此，由于经济仍不稳定，对颁布新税种犹豫不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通胀之辩”的本质：这是那些想阻挠拜登政府应对美国一些最根本问题的人用以转移视线的烟雾弹。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将需要更多的公共开支。

美国很幸运，终于有经济领导人能够顶住人为制造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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