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多年的低通胀后，近几个月几乎所有地方的物价都出现了上涨。带头领涨的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主要原因是疫情封锁后的供应瓶颈。

虽然人们认为这类阻碍只是暂时性的，因此导致的通胀突涨也将很快消失，但其他同时在起作用的因素却在暗示着一个相反的结果。

这些更长期性因素中最主要的一个是货币的快速增长。大多数货币总量（不仅仅是央行货币）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纵使这一事态似乎并未让各大央行和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忧虑。

由于货币已从用于解释通胀的各个主要模型中消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名论断“通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已经很少被提及了。

“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胀存在着从货币到价格的因果关系。虽然经验证据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弗里德曼关于适度通胀的假说，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扩张，名义工资以及商品/服务的价格不可能持续上升。而持续的货币大幅增加也会拉高资产价格变化和金融稳定方面的风险。

工资或被推高

在各种因素，仅举全球化和人口结构变化两例，于过去十多年间不断对物价施加下行压力之后，当今世界可能正处于一个更广泛经济“区制转移（Regime Swift）”的边缘。

老龄化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医疗开支，全球化步伐的放缓，供应链的中断以及最近要求将生产移回高成本地区的呼声都是新的外生性价格压力来源。在这些条件下，工资水平可能会被推高。

在各央行几乎都朝思暮想着实现更高通胀率并忽视了货币的快速增长之时，实体部门的这一变化可能体现了从通缩环境向通胀环境的转变，而我们当前看到的诸多因素都是1960和1970年代，也就是上一次通胀压力累积时期——的突出特征。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预期滞胀的回归？这很难说，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认定不可能被纳入传统预测的、程度异常之高的不可量化不确定性。除了近年来全球经济所经历的巨大结构性变化之外，冠病疫情也可能为我们当前无法预见的后果创造了一些条件。

更糟糕的是，由于对决定资金流动、风险溢价和资产价格的因素缺乏可行的理论解释，各央行似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那些多年前就失去了大部分预测能力的模型。

央行对风险预期太乐观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十多年后，各央行所使用的主流一般均衡模型甚至几乎没有考虑到家庭在财富、待偿付长期债务状况、未保险风险和预期形成方面的巨大异质性，因此也没能力去捕捉系统性政策或系统性冲击对财富分配和不平等（进而对总需求）的复杂影响。

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认识，我们只能猜测强劲的货币增长是否体现了由于不平等加剧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或是通胀式财政货币冲击，又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一个央行通过从一小部分相对富裕且知情的投资者那里高价购买资产来大规模扩大货币基础的世界里，这尤其成问题。

预期在预测未来通货膨胀中起着关键作用，而这些预期似乎被牢牢锚定在了低水平上。但如果这些预期，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极低通胀后，现在开始转向负面而非正面呢？

通胀恐惧消失

由于对通胀的恐惧已经从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消失，那些将近期物价上涨视为纯粹暂时的看法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货币政策往往存在一个很长且可变的滞后期，等到更高的通胀已经固化后才开始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或提高利率则是有风险的。

毕竟，如果通胀预期已经脱锚，那么央行还有何信誉可言？在一个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中，对通胀预期更长期稳定性的过度依赖是一个危险的赌注。在发生区制转移时的不确定性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形成理性预期。

除了强劲的货币增长外，当前的超高私人和公共债务水平也构成了另一个无从估算的风险。那些高负债国家的公共财政可持续性都构筑在一些不稳定的基础上，并高度暴露在可能来自于多种经济或地缘政治因素的冲击之下。

我并非在预测高通胀的不可避免回归。但我对强劲的货币增长及其决定因素感到担忧，而带头的就是央行对政府债券的大量采购。

央行似乎对这种风险过于乐观，还忽视了在当前环境下被提升了的不确定性，这在由它们发布的、承诺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延续极低政策利率和大量资产购买的前瞻性指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而就欧元区而言，一些观察家开始预测情况并非通胀，而是一种日本化：低通胀率低名义利率，高公共赤字，以及日益强化的财政和金融主导地位。

但鉴于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以及金融投资者最终可能会对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失去信心，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情况在政治上是否可以持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金融崩溃还是通胀激增的可能性，我们都无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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