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长期停滞而非长期滞涨/Project Syndicate

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国以及许多依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证明长期停滞——持续放缓的增长——正在逼近。

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指出了人口老龄化、去全球化、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不平等加剧和债务过重等问题,而乐观主义者则吹捧那些人口更年轻且富有活力的国家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生物工程等生产力提升技术。

然而就算我们会陷入长期停滞,它也不可能以长期滞胀或者努里埃·鲁比尼所谓“大滞胀”(长期停滞和持续长期滞胀的结合)的形式出现。

滞胀两驱动因素

滞胀是指实质上高于目标的通胀,同时失业率高于其自然水平,产出低于其潜力。但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中国来说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几十年的长期停滞,通胀率普遍较低,偶尔会出现一到两年的短期滞胀。

滞胀有两个不同但却可能同时发生的驱动因素。第一种情况是负面总供给冲击在降低产出和提高失业率的同时推动了通胀,就像最近俄乌战争导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那样。

如果供给冲击是暂时的或者总需求(在紧缩货币政策的某种助力下)向下调整去适应一个较低的长期总供给水平,那么只要通胀预期不出现不稳定状况,高于目标的通胀就将是暂时性的。

第二种类型的滞胀发生在通胀率因某种原因(供给负面冲击或总需求正面冲击)变得过高,同时中央银行使用限制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量化紧缩、前瞻性指导——来打压通胀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货币政策的变化,对基本通胀的影响具有长期、可变和不确定的滞后性,而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的)GDP和失业率往往反应更迅速。

因此,欧洲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估计,货币政策对欧元区通胀的影响将在五个季度后达到峰值,而经济学家托马斯·哈夫拉尼克和马列克·鲁斯纳克,在2013年的一项元分析中发现,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冲击和总体价格水平之间的传输滞后时间为6至12个季度。

如果加上汇编和发布宏观经济数据、认识问题、实施政策变化等方面的额外滞后,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就算能拿出适当的限制性货币政策反应,滞胀状况也将持续1至3年。

在当前情况下,滞胀可能在短期内在发达国家和中国继续存在。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实质性的高于目标通胀(远高于2%),而尽管大多数中央银行迟迟未能收紧货币政策,但中长期(五年及以上)通胀预期仍然是锚定的。

因此,目前高于目标的通胀应该会在货币政策变为限制性的两年内被挤出经济体系,同时政策利率超过中性利率(通常被认为是2.5%),量化宽松让位于量化紧缩。

以欧元区目前的情况为例。欧洲央行在2022年12月15日发布的预测显示2022、2023,2024和2025年的通胀率,分别为8.4%、6.3%,3.4%和2.3%。而额外有两年通胀率大大高于目标值的现象,是与主要再融资操作利率仍处于中性区域(2.5%)和量化紧缩尚未开始的事实相一致的。

欧洲央行对实际GDP增长的预测是2022年3.4%、2023年0.5%,2024年1.9%和2025年1.8%,这意味着它认为滞涨只存在于2023年。但这可能太乐观了,因为还可能出现由额外冲突引发的滞胀事件。

俄乌走向核战争?

虽然乌克兰战争走向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在我自己的基线情境中,但这一风险却在持续加大。俄罗斯动用战术核武器将加深和扩大冲突的持续时间和范围,尤其是激发更多的无限期经济和金融制裁。

在宏观经济方面,这将相当于一个进一步的负面供给冲击和滞胀力量,而且随随便便就能持续一两年时间。

同样,中国对台湾的入侵或封锁将产生深远的全球经济后果。尽管中国和台湾之间任何军事对抗的时间、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都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更别提美国的军事介入程度),但许多人如今认为中国对该岛的行动只是“何时”而非“是否”的问题。

冲突本身和随之而来的对华经济和金融制裁,都会严重扰乱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供应链——台湾是全球大量最先进微芯片的供应者,仅台积电一家就占了全球10纳米以下芯片产量的近50%。

同样,这种负面总供给冲击会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胀飙升,而贸易的中断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衰退并可能蔓延到它的各个(前)贸易伙伴。由此产生的滞胀事件很可能会持续两年。

在两年或更长时间范围内,高于目标的通胀成为一种政策选项。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总需求和塑造通胀预期来影响潜在中期通胀。

当中央银行希望促进总需求和通胀时,政策利率存在一个有效下限;但在尝试降低通胀率时却缺乏类似的约束性利率限制。

是的,利率的提升速度以及资产购买的逆转速度都将反映对金融稳定的一些考量。但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货币当局能够且必将长期控制平均通胀,而容忍长期滞胀也不是他们会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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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长期停滞传说/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也许也包括整个全球经济,正在经历“长期停滞”。

长期停滞的思想,首次出现在大萧条发生后。经济总是能从衰退中恢复。但大萧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长时间。许多人相信,经济之所以恢复,完全是因为政府为了二战所做的开支,许多人担心,随着战争的结束,经济会回归萧条。



人们认为,发生了某些事情,哪怕利率降到很低甚至为零,经济也将保持萎靡。出于现在早已耳熟能详的原因,这些悲观的预言很幸运地没有成为现实。

2008年复苏的管理者(就是那些要为危机前经济监管不足负责的人,奥巴马总统莫名其妙地指定他们来收拾他们所造成的残局)发现,长期停滞论很有吸引力,因为它能够解释他们没能实现迅速而强劲的复苏。

以美国前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左起)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命名的多德-弗兰克立法,对于防止银行伤害有一定的作用。

奥巴马财政刺激不足

因此,随着经济的萎靡,这一思想实现了复兴:不要怪我们,长期停滞论者暗示,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

过去一年所发生的情况,把这个从未让人觉得非常合理的思想贴上了谎言的标签。美国赤字的猛增——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左右增加到6%,原因是设计不合理的累退税制和跨党派增支——将增长提振至4%左右,也让失业率降到了18年来的最低点。



这些措施也许构思拙劣,但它们表明,有了足够的财政支持,充分就业是可以实现的,即使利率远高于零。

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时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没有采取规模更大、为期更长、结构更优、弹性更好的财政刺激。

否则,经济的反弹力度会更大,也不会有长期停滞的声音。在所谓的复苏的前三年里,只有顶层1%看到了收入增长。

银行需从“根”改革

我们中有一些人警告说,衰退有可能既深且长,我们需要不同于奥巴马所提出的、更强烈的方案。我怀疑主要障碍是认为经济刚刚经历小“颠簸”,很快就会恢复的思想。

把银行送进医院,给它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换句话说,就是不要问责任何银行家,甚至不要批评他们,而是邀请他们参加应对措施研讨来提振他们的士气),最重要的是,还要给他们钱,这样,一切都会很快快好转。

但经济的阵痛比这一诊断更深。金融危机的余波比这一诊断更加严重,收入和财富分配向顶层剧烈倾斜削弱了总需求。经济正在经历从制造向服务的转型,市场经济无法靠自己管理好这样的转型。

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大规模银行救助。美国需要从根子上改革银行系统。2010年多德-弗兰克立法对于防止银行伤害我们其他人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够,也没有确保银行真的去做应该做的事,更专注于(比如)向中小规模企业带款。

特朗普阻真话?

增加政府支出是必要的,但更积极的再分配和分配前计划也是必要的——解决工人议价能力恶化、市场权力向大公司集中、公司和金融行为不端等问题。类似地,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和产业政策有助于帮助受到去工业化冲击的领域。

相反,决策者甚至连阻止贫穷家庭失去房子都没有做到。这些经济失灵的政治后果是可预料的,也在预料之中:显然,那些遭到恶劣对待的人,很有可能投入煽动家的怀抱。

没人能够预料到美国会“摊上”特朗普那么糟糕的总统:一位种族主义“直男癌”,拼命地想践踏国内外法律,还诋毁美国讲述和评估真相的机构,包括媒体。

像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这么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当时的经济其实并不需要如此规模的刺激),放到十年前失业高企的时候,将会无比强大。

因此,复苏萎靡不振不是“长期停滞”的结果;问题在于政府政策不足。

承认经济政策有缺陷

这就引出了核心问题:未来几年的增长率会与过去一样强劲吗?当然,这取决于技术变迁的速度。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资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尽管它长期滞后);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的削减拨款不会带来好结果。

但即便到了那一步,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过去50年,平均增长率波动很大,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达到每年2和3%,而上一个十年只有0.7%。

但也许增长崇拜有些过度——特别是我们考虑环境成本的时候,如果增长不能给绝大部分功能带来收益的话就更是如此了。

在我们反思2008年危机时,有很多教训可以汲取,但最重要的是,挑战是——现在也依然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没有东西天然阻挠我们的经济走向充分就业和共同繁荣之路。

长期停滞只是有缺陷的经济政策的借口。

除非克服政治中的自私和近视——特别是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帮凶统治下的美国,否则让经济服务于多数而非少数将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即使GDP有所增长,多数公民的收入也将停滞。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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