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零工找吃,有事谁扛?/胡逸山博士

上篇由本地契约工作者(如电召驾驶员与送货员)是否应享有传统劳资关系下的福利与保护的课题,引发到对于现代劳资关系的一些反思。

的确,现代劳资关系的主流形式,就是劳方(如打工仔、工人等)为资方(也称老板、雇主、企业主等)付出一定程度的体力或脑力的服务,换来资方所付予的薪酬。

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渐渐导致资方需要对劳方提供更大更多福利的理念越来越理所当然。

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大企业基本上会终身雇用俗称“领薪人”的打工仔们,让后者从院校毕业出来投入职场后,如果兢兢业业、无犯大错,基本上也就得以高枕无忧,一路做到退休可也。

随着现代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到了某个年龄界限必须从工作岗位上强制退休下来也被制度化,否则,年长的员工长期霸占着优渥高位不放手,新进的员工就难以有升迁的机会,会影响职场的整体工作士气。

退休金与公积金

但老职员们退休了,也还有可高达好几十年的生命岁月,如无收入,又如何得以维生?

所以便有了退休金的制度,一般上是仍然每月付予退休员工其最高工资的某个百分比。

这一点以前在公私两界皆为主流做法,不过现在主要是在公家里比较流行,私人界则多采用公积金的做法,即在员工仍就职期间,劳资双方皆存钱进员工的公积金户头,主要供其退休后得以提款来维生。

近日听闻即便是在公家里也可选择公积金而非退休金,不知是否能为公务员薪酬开支庞大的政府省一点开销?

与此同时,资方被认为应赋予劳方的其他福利,也越来越五花八门,如必须为员工提供医药保险,当然所包含的疾病种类轻重各有不同,还有就是工伤保险与社会保障。

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涉及到如员工因为工作所需而受到损伤的医药费用,后者则是如员工受伤或因其他合理因素导致无能力工作后如何维生。

而有关契约工作者的福利课题,主要就是有关以上这最后两者。无论是电召的驾驶员或送货员,在开车或送货期间都很有可能遇上交通或其他方面(如被莽客、恶霸殴打等)的意外。

重新思考职场定义

但彼等严格上来说可谓是自由业者,而不是电召公司的员工,公司是没有法定义务要为彼等购买相关的工伤、社保等保险,那彼等“工伤”后的医药费、维生费等又如何呢?。

摊开来说,尤其在冠病病毒疫情后,不想受到传统劳资关系所束缚、必须朝九晚五地上班的自由业者,可是越来越多,所以整个职场的定义与运作,可能也必须有着颠覆性的重新思考。

自由业者要享有更大程度的工作弹性,那么是否就应自负自身的福利,而不能期望公司能像对传统员工般“照顾”彼等呢?又或是公司仍有某种程度的义务,来“照顾”即便只是契约工作者的福利呢?

这些都是发人深省、必须集思广益的越来越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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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官商勾结,告密困难?/胡逸山博士

我国贪腐的揭露越演越烈,除了之前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系列丑闻、与政客有关的“安全屋”被搜出巨款等之外,这几天又传出沙巴方面也有被类似告密人揭发有关一群代议士据说收取款项,来为一些公家项目的颁发背书,一时引起沙巴以至全国政坛一片哗然。

这揭发人之所以被称为“类似吹告密者”而不是(起码还不是)法令下被定义的告密人,主要是因为他好像还没正式向反贪污委员会等执法机构报案,而且好像也(起码曾经)被揭发是贪腐行为的参与者,而这两点在现行告密者法令下是难以把此揭发人,当着告密者给予保护。看来此揭发人是希望反贪会先给予他告密者保护的书面证明,方肯正式报案。然而,在官方角度来看,这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而是需要告密者先报案,而执法机构认定该些报案材料“有用”与否后,方决定是否授予告密者的受保护地位。而揭发人当下好像转向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甚至国家元首寻求受保护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就演变成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哪一方本末倒置,坦白说一时也不好说。但此事件也凸显出此告密者法令虽然当年的立意良好,但可能也是有值得修订之处,以便更为完善地保护吹哨者,也得以鼓励更多人揭发贪腐行径。譬如执法机构在与告密者初步接触后(可能尚未报案)是否有可能给予后者一定程度的保护,以及如后者即便也曾是涉案者,但也还是得被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等,都是值得探讨的。

无论如何,这又一起的贪腐揭露,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的说法。无他,因为许多如此国度,理论上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实践,算是有选举了,甚至有过几趟政党轮替,不再是以前的独裁专制了,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监督了,那为什么还是有着层出不穷、不时爆出来的贪腐事故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起码还是有两个相互关联而又贯通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因素,起码在目前与可见的未来导致贪腐难以被连根拔起。

其一是虽然民主选举降临了,但许多选民仍然抱有可谓半封建的思维,还不是把民选出来的代议士当成公仆来看待。公仆,顾名思义,即公家的仆人,也就是要为整体社会或大众做事的人。而这类选民会把代议士当除了当公仆来看待外,也看成是“私仆”,认为民选领袖也必须为个别选民来“服务”,如选民家里有着各种红事白事等也要代议士的“帮助”,而最直接的帮助,就莫过于现款了,所以代议士也就几乎每时每刻口袋需要有现款。

其二,当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那就是大多数人在真正意义上是穷的,是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可言的,所以当然也就必须向民选出来的代议士伸手讨钱来帮补家用了。

在上述沙巴贪腐揭发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代议士与揭发人交谈的视频被发放,而内容都有涉及代议士需要款项来“照顾”选民。而看起来在这经济持续萧条的大环境下,一时也是难有彻底解决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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