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案三个新认知/黄锦荣
如果我是东姑扎夫鲁（下）
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持续升高，而财政部税收收入也因经济复苏不如预期而仍有待复原，财政预算案在兼顾推动短期经济增长和催化长期经济转型，并扩大财政包容性之余，更需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就这点而言，2022年预算案所面对的两难，无疑是比过往任何一年都要来复杂。
我们当然可以针对不同经济部门和社会保障的拨款和税务奖掖，开一张各自想要的清单。
企业和商业团体会游说降低公司税、延续工资和招聘津贴、提供更多的税务回扣和商业投资奖掖，甚至是低息免抵押贷款。
福利机构则会倡议预算案提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让更多弱势群体得到该有的援助，而个人和家庭大概只能冀望另一轮的现金援助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但如果我是财政部长，除了清单，我想为预算案讨论和制定注入三个不同的认知。
资源有限
第一，由于资源有限，每一项财政政策都必然会有机会成本。我们总不能在一边要求政府减税并给予更多人更多的援助之余，一边惋叹政府为何允许公共债务不断攀升。
要想增加现金援助和工资津贴，那么在我们察觉或不察觉的情况下，其他开支必然已被腰斩。关键是，何种的经济效益更大、机会成本更高？
有些政策是自筹资金的，有些则不然。举个例子，津贴企业招聘员工是自筹资金的，尤其是高薪的专业人员，因为招聘津贴开销可被随后所征的所得税抵消，财政可持续性因此不会恶化。
相反的，在经济重开以后要是继续工资津贴，由于所津贴的工资都低于征税门槛，它不仅不会对未来所得税做出贡献，工资津贴还可能让不具竞争力公司续命，置新开公司于不利之地，从而扭曲人力资源的分配。
类似的考量一直都缺席于预算案的讨论，而这点实在是有必要改变。
减少人为因素
第二，财政政策应该少点人为因素和随机。为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固然是好，但那是杯水车薪，发放时间点也往往搭不上燃眉的那一刻，更何况数百万的非正规和零工经济员工，都被正规福利保障体系排除在外。
那要如何让预算案多点机动和包容性？完善化所得税的累进机制。如果之前月收入5000以上的国民，得每个月自动缴税，那低于5000的群体也应该自动得到所得津贴，收入离征税门槛越低者的所得津贴比例越高。
这么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鼓励更多于非正规经济就业的国民向内陆税收局登记，从而扩大未来的税基。
不是两座孤岛
第三点就是把税收收入和公共开销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两座孤岛。
如果我们要回归间接税制，它应该同时和福利制度改革透明地挂钩。没人喜欢消费税，因为消费税税收越高，老百姓只会越是感觉制度的不公。
但如果消费税和国民的福利直接挂钩，消费税也能符合税务公义。
试想想，高于原定税收目标的消费税，将以“全民红利”或者所得税回扣的方式，完全回退给每一个家庭，低收入家庭将是消费税的最大受益方、对于税制改革的抵制也将降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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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财长:对中关税“不是笑话”美中协商须由特习两人开始
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来访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15日讯）美国财长贝森特14日表示，中美之间的任何协商都须由高层进行。
正在访问阿根廷的贝森特也驳斥中方的评论，并强调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措施“不是笑话”。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华府对中国所课征的关税已累计至145%。北京也强硬反制，对美国商品课征125%关税。中国商务部日前透过声明痛批美方“工具化、武器化关税，搞霸凌胁迫的伎俩，并沦为笑话”。
贝森特14日那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彭博社电视台专访时反驳中国商务部说：“关税不是笑话，它们是很大的数字。我认为，没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可长久维持，也没有人想要关税继续存在。”
他表示，美中两国迟早会就关税进行协商，“某个时刻终会达成一项大交易，而这类协商必须从高层开始”，意指必须由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起头。
当被问及美中经济会否脱钩时，贝森特答称“没有脱钩的必要，但也可能会发生”。他强调，美中达成协议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既是我们最大的经济、军事竞争对手”。
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正想办法帮助拉美国家“避免沦为下一个非洲，遭到中国剥削”。他说：“中国签了很多表面上是援助的协议，让这些（非洲）国家承担沉重债务。我们不希望这种已有前例的协议在拉美出现。”
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中国在2000年至2023年向非洲49国提供1822.8亿美元（下同，约8030亿令吉）借贷，让不少国家深陷债务。自2005年起，中国也向多个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提供超过1200亿美元贷款资金。
新闻来源：太报（Tai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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