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可理解马来西亚经济转型困难的理论当中，我特别喜欢沿用威廉鲍莫尔的成本病，逻辑简单，洞察力十足。

他的推理是这样的。假设经济体有两个部门，一为进步部门，另一个是停滞部门。前者随着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进步，能降低劳力和资本的比例（也就是说少用人工，多用机械）、营销据点不受限于地理障碍，因此拥有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生产量越大，成本越低），并有技术能力融入国际生产链。

而后者则多属服务地方性市场的劳力密集型小规模厂商，生产率进步空间有限，不具规模经济优势。

如果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为自动化和数字化而大幅度提升，其对劳动力所需会相对减少，薪酬跟着水涨船高，针对停滞部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尾随财富效应而至，并推动整体经济增长，停滞部门所聘用的员工及对经济贡献的比例，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大。

工业结构性的隐忧

问题来了：为了赶上进步部门的薪酬以留住人才，停滞部门必须把薪金给往上调，但是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调了薪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生产力，商家得扛的实际劳动成本因此增加了。 

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增加会被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转嫁不了的，利润就会遭受到挤压，对于掏钱提升生产技术含量这回事，停滞部门商家就会显得裹足不前，财务上也无能为力。

如果把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名称换掉，改为外资和本地厂商、有出口能力的商品厂家和做地方性服务的商家、1%的大型企业和99%的中小微型企业，以上的推断恰好描述了我国工业的结构性问题。

对于外资或者本地有出口能力的商品制造和支援服务企业而言，设备和产能投资、产品和研究开发、人才培训、数字转型早已被纳入运营策略当中，但那毕竟占极少数。

为数更多的是身处接触和劳力密集行业尤其是服务地方性市场的小、微型商家，在雇用了三分之二的大马劳动力的当儿，整合经验、推动营运转型的认知粗浅，财务空间也异常狭小。

只要那大部分的本土中小微企业没有能力在生产技术上接轨，外资技术就无法外溢以滋养本土技术，再多的外资也无助于国内工业升级。

相反的，当生产力差异进一步扩大，本土中小微企业所面对的实际成本压力加重，薪金增幅有限之余，利润持续受挤压，工业升级能力将再度受损，结构性窘境将不断深化。

推动中小企转型

看清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何大马过半的国民至今月薪仍不足2500令吉，商家却总抱怨生产成本过高；当我国经历了数十载的工业化以后，有能力出口的中小企业不过一成，绝大部分都无法和国际生产链接轨。

认同了这点，你就会相信中小微型企业才是经济改革、工业升级的主要载体。如果要突破现有的结构性窘境，解决方案一定不是依赖更多的外来投资，而是推动中小微型企业转型，而数字经济正是这“99%”突破市场规模限制的重要契机。

这是为何于上星期五推出的大马数字经济大蓝图，以公共部门和中小企业为字化的主旋律是非常正确的。

由公共部门领军数字转型，大小商家基于业务需要也会尾随转型步伐；若税务回扣，财政奖掖，人力培训等等投资红利也执行到位，再配合能迎头赶上的数字基建，大马经济将随之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