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须停收破坏性附加费/Project Syndicate
作者：约瑟夫·S·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凯文·P·加拉格尔（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教授）、
马丁·古兹曼（阿根廷前经济部长）、
马里卢·乌伊（G24国际货币事务与发展秘书处前主任）
包括巴基斯坦和乌克兰在内的22个财政困难国，近年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IMF）净收入的最大来源，其缴纳的款项超出了该组织的运营成本，导致这个原本受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在此是运作良好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机构实际上在要求那些几乎无力支付自身账单的国家为世界其他国家买单。
这种不合理事态，是IMF附加费政策的结果，该政策对从IMF借款金额或期限超过门槛的国家征收额外费用。而对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或巴基斯坦（这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有三分一的领土在两年前遭遇了大洪灾）这类国家征收罚款的做法，则与IMF的使命，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背道而驰。
附加费既不能确保还款，也不能保障IMF的财务状况。其主要影响，是在各国最无力偿还债务时加重其负担，这违背了创立IMF的初衷，提供反周期融资。
更糟糕的是，近年来附加费给负债国造成的负担愈发沉重，因此更加难以证明其合理性。
2020年有10个国家向IMF支付了这些费用；到2023年，在冠病疫情冲击、乌克兰战争和利率上升之下，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2个。
道德论断忽略事实
重要的是，IMF的基础利率从不到1%，上升到了接近5%，导致那些支付附加费的国家总借贷利率高达7.8%。这就难怪这些国家很难摆脱债务困境，也是时候去取消各类附加费了。
附加费的支持者辩解说，这类费用可以阻止债务国向IMF过度借款。但这种道德论断，忽略了贷款需要得到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且董事会可以拒绝无理请求，也忽略了附加费只会使各国更加——而非减少——依赖IMF的事实。
IMF是优先债权人，这意味着各国必须先偿还其债务。在各国已经欠下的债务之上再增加附加费，意味着它们必须将稀缺的外汇拿给IMF还债，从而限制了它们积累外汇储备和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能力。
因此，许多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依赖IMF的贷款来偿还之前的旧贷。
即使抛开IMF优先债权人地位的特殊性不谈，附加费本身也是顺周期性的。利率上升、大宗商品价格冲击、货币估值过高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外部因素，往往导致各国向IMF大量借款。
同样，能否进入国际信贷市场以及能否“提前”偿还IMF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全球金融状况这个外部因素。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加大债务危机国的负担，并不利于实现让其重回稳定增长轨迹的目标。
缓冲储备不是理由
支持者还认为，需要征收附加费来建立国际货币IMF的财务缓冲储备。但抛开将建立这些缓冲的负担强加给困难国家显然与IMF维护金融稳定的使命相悖这一点不谈，这种逻辑即使曾经成立，现在也不再站得住脚了。
今年，IMF将触达其预防性余额的中期指标（鉴于借款人违约的情况极为罕见，对该余额的需求被大大夸大了）。一旦达到这一指标，IMF将从那些中等收入重度负债国家身上征收附加费来支持自身运营，从而减轻富裕国家的负担。
要求这些国家掏钱支持IMF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是错误的，尤其是在各国应当加大投资力度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以及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做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之时。
IMF最近启动的附加费政策审查，为修复一个破损的体制提供了契机。该IMF应当听取那些呼吁附加费改革者的意见，包括巴巴多斯总理米娅·阿莫尔·莫特利（Mia Amor Mottley）、24国发展中国家集团和多位美国议员。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取消附加费。如果这在政治上不可行，改革可以包括对总利率（基础利率+附加费）设定上限。
这样，IMF就可以减少施加给债务国的额外负担（特别是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而附加费也能随着IMF基础利率的提升而减少。
可提高征收门槛
其他技术调整，也有助于减轻附加费负担。比如IMF可以提高附加费的征收门槛，使其与当前的“例外性准入”限制（超过该限制的国家情况将被视为非常特殊，从而允许在标准IMF框架之外进行贷款）保持一致。
将一国支付的附加费视为IMF贷款的本金还款，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即便附加费作为一项政策曾经是有意义的，但现在肯定不是了。
IMF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而巴基斯坦和乌克兰等国却不容乐观。
强迫各国支付高昂的附加费，只会增加其负担。这可不是一个保护世界经济或资助一个负责全球金融稳定的机构的正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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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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