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 弹剑论政】民主平权,反思与否/胡逸山

上期提到英国殖民者在离开时留给本地的一些政治社会“遗产”,如“分而治之”的族群政策,还有钳制自由民主的一些“恶法”等。特别是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被“发扬光大”地在本地继续大行其道。

马来亚独立了六十多年,与沙巴和砂劳越共组一个国度也五十多年了,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族群权益分配的课题所缠绕,这一点也是很值得反思的。始作俑者(殖民者)已然离开了那么多年,为何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看来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为变本加厉呢?



这当然是政治学或经济学上皆有的所谓“道德危机”(moral hazard)概念的一种表率,即所谓当一些群体长期得以享受一些特殊利益时,既得利益者(vested interests)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利益,而是也不顾得什么道德理念而誓死捍卫之,哪怕用上前述的殖民者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恶法(如以前的内部安全法令,当下的煽动法令、官方机密法令等)或这些恶法摇身一变而成的、“换汤不换药”的“新恶法”等来对付胆敢挑战这些既得利益的民主斗士们。

这就让我想起也在本地独立建国几乎同一时期的主要发生在美国南部的黑人民权运动。当时的美国南部,虽然理论上黑奴已然被解放了整个世纪,但实际上黑人仍然受到高度的歧视,虽然没有类似本地的恶法,但也有其他种类的恶法,如千方百计制止黑人投票的权利(利用教育水平、人头税等来分野)、相似于种族隔离的公共设施分开等,学校、餐厅、巴士,甚至厕所等都要黑白分明。

本地一些上了年纪的留美学生们,记忆中就有当年留学美国南部时,有时需要上厕所就得犹豫一阵,到底是上白人专用的呢,还是上有色人种(指黑人)专用的呢?

当时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雷厉风行,以著名的诺贝尔得奖者马丁路德金牧师为总代表,多次静坐示威,蓄意不遵守恶法而被捕入狱等,把民权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然而现在回看当时的情况,我认为彼等的民权运动得以最终获得成功,除了因为黑人民权斗士们前仆后继的抗争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也还是许多尤其是来自美国北部的、相对具有进步思维的白人领袖以至平民们,怀有忏悔之心,与黑人同胞们同仇敌忾,共同争取美国应该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理想与实践。



平常心看待平权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美国当时还是由白人所主导的各级特别是联邦的法院,允许黑白同校等打破种族隔离的做法,到之后白人进步份子参与黑人民权运动,以至后来本身来自南部德州的约翰申总统指示其政府配合黑人民权运动,通过了一系列的民权法令、投票权法令等,黑人民权运动的目标方为大致达到,几十年后也才出了一位黑白混血儿奥巴马当总统。

就本地的情况来说,许多人无可避免地把争取民主与争取平权捆绑在一起来看待(当然,平权也是民主的其中一种实践)、作为斗争目标。

当然,受影响的有关方面同样的也会把民主与平权划上等号,对许多选民们说如果本地社会变得更民主,那么也就会更为平权,到时彼等的一些既得利益也就会受损了。

所以,本届大选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当年美国白人般的反思会否得以发酵,民主为先,以平常心来看待平权,反正后者即便民主化了之后也不可能一撮而就。

哎,写得真辛苦啊,又要若隐若现以防被抓、又要带出一些深层的含义,实在不简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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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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