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5年，经济层面表现最不理想在于产业转型未获明显成效，标志之一是创科发展未如理想；“数码港”建成了地产项目；25年前时任特首董建华提出的“中药港”至今仍不见踪影。而临近的大湾区城市，比如深圳，自20年前开始“腾笼换鸟”以来，现已成为内地乃至世界著名的科创中心。 

有人提议香港应向美国波士顿学习，波士顿如今是全球创新及创业先锋，有近5000家初创企业。波士顿的经济发展建基于金融、专业商业服务、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政治活动。波士顿人口仅70万，只是香港的十分之一不到。

问题是，波士顿是个超级智力密集型的城市，小小地方集中了世界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哈佛与麻省理工，加上塔夫茨大学（TUFTS）、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等，构成了“波士顿五大名校”。正是这些著名的学府使之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为医学、工程、法律、商学重镇。 

香港搞创科缺地缺人

大家知道，创科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本及土地等要素。在这3要件中，香港不缺资本，却欠缺土地与人才。有人说，隔壁的深圳也不是中国内地的高教中心，为何创科搞得风生水起？这裡就涉及到对外地人才的吸引力问题。

深圳为何能吸纳国内外高科技人才，这裡不做赘述。土地再“寸土寸金”，香港也能“挤”地出来；面对“人才荒”却非权宜之计所能奏效。人才不外乎两部分，一是本地培养二是外地引入，香港从外地引进人才，受制于生活费用高企等创业环境不佳的制约；本地培养部分又严重不足。香港科技人才的短缺不仅表现为绝对数满足不了需要，还体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从事科技行业的意愿低下。

香港今年文凭试（英文简称DSE）逾4万1000名日校考生中，约1万7000名考获“33222”（数字指各科分数，五分制）的大学一般最低收生门槛的要求，佔日校考生约42%；今年资助大学的学士学额有约1万5000个，即1.15人争一个学位。

乍看香港的每年大学生不少，问题是在这个总数中将来能有多少成为创新人才？我们从DSE“状元”——这些顶尖人才的志向中可窥见一斑。

香港“状元”多想学医

香港中学文凭试7月20日放榜，有5男3女考获7科5**，其中多达6名的“状元”表示立志留港读医。只有其中拔萃女书院的冼家朗称，将会到英国剑桥大学升学，选读人类社会及政治学。

“状元”之外被採访的考生中，倒是有一名身患脊椎肌肉萎缩症的林育姗，考获5科23分，其中综合科学获得5**；她希望在大学修读科学，日后成为化验师。

当然，不是说学医将来就一定不能成为创科人才，只是这些“状元”的志向并不在于医学科研，而是毕业后做医生。基本上医生这行业，指的是临床医学，属服务行业，并不在创科行业之列。

香港的高材生为何对学医趋之如骛？除了服务社会、救死扶伤之外，更重要的动力是工作虽辛苦但稳定，责任虽重大但收入高。医学院毕业生在公立医院工作若干年后，考取执业牌照，即可开私人诊所“揾真银”（广东话，赚大钱）。

做医生赚钱多，是发达社会的通例，因有钱人命最值钱；你为有钱人服务，自然获得报酬高，何况还有保险业在背后支撑。香港的情况更甚，原因是医护人手长期不足；又由于行业垄断，不让引入外地同行，自然“物以稀为贵”。

学工“富国”学医“富己”

冠病疫情之后，香港的医护人手紧张给抗疫防疫带来诸多掣肘。于是，在公众压力下，医管当局才被迫答应开放引进海外同业。香港大学生对于科学的重视不如内地及其他发达国家，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正是爆发“修例风波”的2019年，香港科技大学的10名优秀毕业生中，有7名被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夺得。 

在美国一直有说法：学工的“富国家”，学医学法学商的“富自己”。其实说的就是科技对当地经济发展更加重要。印尼曾有报告称，经济发展未如理想，与国家培养太多文科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