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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你我都是快煮熟的青蛙?/黄金祥

一瓶拿奖的Timah威士忌酒,被脑子生虫的政客炒作成国际笑料。本来以为可以一笑置之,之前还传出有关酒商不堪压力,在考虑更换包装和品牌名。产品成名后若被迫改名,而且是出于非消费群体的无理取闹,这种荒谬事,恐怕也只有在大马才会发生。

这课题还未落幕,吉隆坡就突然宣布,所有杂货店、便利店、中药行等等,11月1日起,一律不准售卖烈酒。卖酒卖了几十年的商家,好不容易挨过管控期的寒冬,政府的援手没盼到,却来了一纸无情指令,简直是雪上添霜。商家们措手不及,对着无法卖出的存货,唉声叹气。

另一边厢,霹雳州司南马县议会在日前议决,明年起禁止所有商店公开出售酒类。同时,凡有回教徒员工的餐厅,也一律不许卖酒。据说,有不少州县议会官员,正蠢蠢欲动有意仿效。这么下去,会不会有餐厅为了维持售酒收入,而避免雇用、甚至辞退回教徒员工?果真如此,受影响的,就不只是商家或酒客了。

不喝酒不赌博的回教政客,不去努力协助自家社区的贫苦人士,却成天干涉非回教徒的自由。吉兰丹作为全国最贫穷、思想最保守、毒品却最泛滥、爱滋病患最多的州属,长年来得不到正面的经济发展,反而在11月1日,踏入保守的新低关口——在丹州苏丹的御准下,《2019年伊刑法》正式生效,同时新增24项刑法,包括针对文身或整形、扭曲教义等等。一国两制的刑法,究竟会伊于胡底,国家法律将如何维持公正?且拭目以待。

多年来,伊斯兰党为了赢取保守马来人的选票,一再强推不合时宜的回刑法,想要把大马带入中世纪,以神权治国。现在,巫统也试图唱同一出戏。今年9月,新上任的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宣布,政府正在草拟回教法庭(刑事权限)修正法案(355法案),作为落实回刑法的最后准备。到时,法案如果顺利通过,大马也许就是名副其实的回教国了。

曾几何时,民主行动党为了争取马来选票,不惜和死敌伊党同台高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还信誓旦旦:非回教徒无需担心回刑法,因为我们不会受到影响。而今,已是政府一员的伊党,不断插手非回教徒的生活自由,行动党高层除了发表一些文告,不知会否因曾协助壮大伊党,而悔不当初?

预算案展现不公

事至如今,依然有一部分天真烂漫的人士,以为自己 “不喝酒、不赌博、不吃猪肉、不偷不抢”,没什么好担心的。事实上,上述的种种发展,影响的不仅仅是酒客或赌徒,也明目张胆地侵蚀了非回教徒的生活自由与权利,同时把国家拖入保守愚昧的境地,势必吓退外来投资。

疫情未歇,政局、经济一团糟,老百姓个个苦不堪言,国盟政府不把精力放在振兴经济、解救民困,却来搞什么劳什子的回刑法和禁酒令,一个Timah事件,就把所有注意力转移到无谓的口水战。

过去,国阵政府推动“新经济政策”,以提高土著经济水平之名,行益朋党之实。半世纪过去,上层土著生活条件大幅提高,华裔经济地位则每况愈下。然而,当权者依然不满足,第12大马计划仍旧以强化土著议程为主导,甚至在目前炙手可热的的货运业,规定土著必须占有51%股权。

政府的不公与无能,也展现在刚出炉的财政预算案。华裔与印裔社区所得3亿拨款,只是土著社区的114亿的3%,被经济学家批评为 “一个极不公平的预算案”。同时,政府不是设法扩大经济蛋糕,却用“繁荣税”以“劫富济贫”的方式,无视眼前的经济困境,强制额外抽取盈利公司的血,严重打击许多健康成长商家,导致预算案公布后,股市大跌。

国家继续后退沉沦,我们就像在逐渐煮开的锅里的一群青蛙,有能力逃离的,早已跳走,剩下的,似乎只有等着被煮熟的命运,完全无力反抗。

不信?你看,由某族与宗教团体入禀法庭,寻求判决“华淡小违宪”一案,将于11月23日开庭审理,这么重大的事件,引起了你或朋友圈的关注吗?

一个为国家培育无数英才的教育机构,不断被极端种族主义政客滋扰,恨不得除之以后快,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申请判决华淡小违宪,完全是荒唐胡闹之事,本该在进入法庭审理之前,就应当被拒审;然而,提倡“大马一家”的政府,却乐得只眼开只眼闭,让 “一家人” 多点纷争,让华社多一些烦恼,让极端种族分子多点嚣张的机会。

应有权益渐被侵蚀

华文教育在大马立足超过百年,独立后一度岌岌可危,有赖华教斗士如林连玉、林晃昇、沈慕羽等先贤们奋力争取,华小和独中才得以保留至今。即使如此,华教依旧风雨不断,比如 “爪夷文”课本事件,一阵纷扰过后,如今木已成舟,成了常态。又比如大马历史课本偏重回教及马来人,华裔历史人物包括叶亚来等,不是草草带过,就是忽略不提……这些课题,都似乎不再引起华社的关注,华基政党更是不想再碰。是无力再抗争?还是无奈认命了?

不但如此,社媒上有居心叵测的华裔网红,故意带风向,把作为“三大民族”之一的华裔,自我矮化为“少数民族”;把历代华教斗士呕心沥血建立的华教堡垒,形容为特权民族的礼让与赐予;还说大马华裔普遍富裕,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少数民族等等。这种罔顾事实,指黑为白的无良网红,背后无疑有其政治议程,却成功得到一众粉丝的赞好与认同。

老一辈华教斗士日渐凋零,华裔新生代坐享前人的努力成果,不知道这些都得来不易。他们对华教与华社课题,缺乏先辈们的警惕性与危机感,更别说像先辈那般为基本权益抗争与付出了。同时,别有居心的政治人物不断渗入华教团体,企图夺取主导权,或者分化华社。近日某团体的竞选,就看到不少这类例子。

长此下去,华裔与非回教徒地位一退再退,应有的权益日渐被侵蚀,大家却麻木无感;被鄙视为少数民族、甚至当三等公民对待,也不觉有何不妥,更不必说站出来捍卫本身的公民权益,以及宪法赐予的权力与自由。国家政策日趋宗教化,即使是开明回教徒群体,为免受同族抨击,也不敢作声,只能默默忍受。

最终,你我都会是同一锅里的青蛙,快被煮熟了,还觉得很幸福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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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宗教监管政策:本末倒置/黄詝瀚

美国禁酒令,又称禁酒时期,是历史非常有色彩的时间段。从1920到1933年,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禁止酒精饮料的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此法案得到当时立法者的压倒性支持,并以 68% 的绝对多数通过众议院(相当于我们的下议院)和76% 的绝对多数通过参议院(相等于我们的上议院)。此外,美国48个州属里有46个州批准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

当时的事态发展,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反对酒精饮料。虔诚的新基督教徒激进分子借用杜绝社会问题如酗酒、家暴等发起反对运动,带动社会共鸣来压下政治力量。推动禁酒令的势力以道德健康之名,获得全国基层人民的回响。

禁酒激活走私黑帮

可惜,随着禁酒令的全面执行,非但没有减少酒精消费,更大大活跃了私酒市场,私酿猖獗、假酒泛滥,甚至间接导致饮酒的人民失明或死亡。此外,政府也大大失去税收,转换成犯罪集团的收入来源。

正是这个时代,传奇黑帮人物如阿尔·卡彭(绰号疤面)和乔治·莫兰(绰号疯子)崛起,并在历史上留下狂野事迹。阿尔·卡彭经营的犯罪集团因称霸走私酒供应链和控制非法酒的市场,获得丰厚收入。他利用这个时期壮大扩展业务,成为芝加哥犯罪集团的创始人和老大,后人普遍称之为“禁酒时期的黑帮”。鉴于弊大于利,在1933年12月5日,禁酒令最终通过第21条修正案被废除,正式为这个禁酒时代画上句点。

近来,我国随“Timah”威士忌换名风波后,又来了一个餐馆咖啡店被迫申请酒牌执照的续集。虽然酒牌规定在1976年国产税法有注明,但从国家独立以来,餐饮业者卖酒从来不需要申请酒牌。在90年代初,也有政客鼓吹政府执行这项措施,但最后在多名政党领袖的协助下,成功让关税局发出延后落实的通函。

如果这项措施真的落实,全国1万5000间餐厅和2万间咖啡店都会受影响。最后,不但业者收入遭受打折,政府的税收也一样减少。

目前,我国烟酒领域的进口关税和消费税在世界排行“名列前茅”。多年以来,我国的烟酒不但没有因高税额而减少消费,反而在走私市场占了龙头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国人把钱都花在贵酒贵烟,减少消费其他物品的能力,经济也受影响。

这逻辑和国产车宝腾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人民需要花费大量积蓄或贷款举债买贵车,而不是用于其他消费刺激经济,极度相似。

宗教不该凌驾国策

另外,大马的宪法确保国家本质上属于世俗国家,非宗教国。可是,烟酒遭政治化的事件不断闹得满城风雨。无论是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政府,还是现任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宗教主义政策无疑成了常态。其实,以上历史已经证明,宗教主导的监管政策,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100年前如此,100年后亦如是。

个人信仰,在拟定国家政策时——特别是像我国多元种族的构成——是不该纳入考量的。同时,在国家经济急需复苏的节骨眼,这些无谓和无聊的规定或新法令毫无帮助。如果一味让政客的个人企图推动政策,最终会把国家推向不归路。监管的反效果,或许最终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既然有了前车之鉴,为何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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