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重要意义，毋庸赘言。没有商贸的往来，也就不能保障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诚如所有的事物皆有其正面及反面一般，商业的反面缺点自然也会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

关于这一点，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大哲人柏拉图便已经十分明确地说过：“海洋使一个国家充斥买卖，谋利和交易；并在人们心中养成贪婪和欺诈的习惯，在国内关系上和在对外关系上也都一模一样。”

贪婪颠覆国安

古往今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人们内心的贪婪与欺诈，足以颠覆国家的安全。商人操弄物价致使民不聊生，富商巨贾企图左右政府，甚至于操控政权的事件，历史上并不鲜见。基于此，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历来便有抑制商人过度膨胀的政策。

西方立足于海洋性的商业文明，结合原有的游牧文明，于是便产生了以侵占、掠夺和垄断为特点的文化模式。不管是数百年前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等的对外殖民，还是如今美帝的全球霸权，也都是这种文化形式的具体表现。而这样的文化模式，丝毫不掩饰其对利益的亟亟渴求。反映在哲学上则是马基雅弗利所说的：“文明人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

经由哲学的高度合理化人的私心私欲，将不择手段等同于文明，马基雅弗利的影响至今未泯。像德国的黑格尔甚至认为：“每个国家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最高法律。”法律和利益的直接挂钩，法律的神圣性与普遍性也就很可疑了。

近些年来，不管是特朗普或者拜登对美国自身利益的反复强调，甚至于不把同盟国放在眼里的行为，其实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具体反映，还不是偶发的个人行为而已。这种基于利益而不顾道义的行为，稍有远见者便知道其对全世界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黑格尔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甚至完全舍弃公义地说：“道德与政治不成对比，因为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律约束的。”这种表述自然是十分荒谬的。有了人的聚合于是方才衍生出国家，不可能国家独立于人之上，存在一个不受人控制的国家意志。道德规范了人的行为，却不能规范国家的行为，这种为战争及殖民提供理论依据的哲学，无疑是可怕同时也是可耻的。

因此，当尼采说：“道德是弱者发明来限制强者的”、“没有好的出身就不可能有道德”时，我们并无须为此感到诧异。在商业文明中，为了避开责任与义务，规避为更多的人谋求福祉，西方文明必然会发展出这种种理论。透过这样的庞大体系，扫除了道德律的制约，方可毫无节制地扩张。

十九世纪末的斯宾格勒说：“浮士德文化对扩展——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的倾向是无法抗拒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而这样的掠夺冲动，必然须要取消关于平等的概念。故此，斯宾格勒对于平等的观点是：“平等主义实际上只是一句口号，一种婉辞。真实的趋势是虚无主义。”在现实中，只有虚无了，一切才可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明确批评说：“当代有一些最可注目的成功，都是仗着和文艺复兴时在意大利使用过的任何方法一样卑鄙的方法所取得的。”罗素口中的卑鄙成功，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曾举例：“新加坡与香港、上海与中国其它一些通商口岸都成了一些欧洲人的小岛，在那儿白种人形成了一种靠着苦力们的劳动来养活的商业贵族。”

香港二十几年前回归中国，虽说结束了长达156年的英国殖民，然而这156年来种下的祸根，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磨。商业思维以及商业文明的不加节制，人类其实休想能够过得上相对安稳的生活。

环保迫在眉睫

对此，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已经意识到了。像威尔德就反思说：“西方自从柏拉图时代开始，就忽视了描述人类生活世界的任务，它将生活世界称为充满变幻莫测影像的洞穴，而现在，我们却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可能的偏离。”只是，东方崇洋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们，是否已经跟上别人的步伐？还是大家仍旧只是固守着过去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但是却始终不想抛弃思想包袱，进行与时俱进的反思以及变革？

切近地说，环保已经迫在眉睫，可是过度的商业思维如果不受遏制，环保究竟也还是空谈。而人类在西方文明的摆布和侵蚀下，只好坐等末日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