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恢复地方选举的必要/胡逸山博士

许多真正的现代民主国家可能会有至少3个政治层次的选举:地方(市、县、镇、村等)、省州,以至中央或联邦。

有者是每个政治层次分别选出主导行政的长官(市长、省长、总统等)以及代表立法的议员,也有者是只选出各个政治层次的议员,再由议员推选出行政首脑。

这些在各个政治层次被民选出来的官员们,也就必须对各自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事务负责,让选民们对他们的公共服务表现觉得满意,否则在下一届就未必再选得上了。

与此同时,起码对于地方与省州层次来说,被民选出来在该政治层次当官,其实也就是为这些政治人物们以后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做好热身准备,譬如某位政治人物在市长或市议员任内表现卓越,那么以后就更有可能选上州长或州议员了,而如表现继续很好,那么也就更有可能选上国会议员,甚至可对总统宝座虎视眈眈了。

所以,在这些真正民主国度里,选上一个较低的政治层次可谓是政治人物们展望更好政治层次的热身运动。

其实我国以前还是有地方层次的选举的。如国阵的前身联盟当初的成立基础,即在马来亚独立前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里巫统和马华的合作竞选。而现在已成为小党的人民进步党,其创办人两兄弟也是在当时的怡保市议会选举里一鸣惊人而著称的。

拿地方官职当酬庸

不过在当时马共与政府搞武装对抗以及其他模式的颠覆活动的大环境下,地方选举时常会发生被同情马共的左派渗透,所以有关当局后来毅然决然废除了地方选举,只保留了州与联邦层次的选举。

坦白说,这一举措虽然严格上来说是对本地的民主实践造成巨大的创伤,但在当时与马共你死我活的非常时期,作出这种非常举措,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废除了地方选举,问题也就逐渐浮现出来了。地方官员改由州政府来委任,从村长到市长、县市议员(改称咨询委员云云)不等。

有关的州政府,当然也就委任该州执政党派的地方党要或支持者来出任这些地方官职,领取一些津贴等,说白了就是拿这些地方官职来做政治酬庸。

但通常民选的国州议员都是由党中央选派的政治精英,有者甚至还是外地空降过来的,未必是由当地人上阵,所以许多这些受委的地方官员也就未必积极服务来表现给选民看,以便争取上阵出线的政治动力,而是“默默耕耘”地躺平过日子。

国州议员下场看沟

反而民选的国州议员们,因为有着选民监督的政治压力,所以不止在自身的政治层次,甚至在地方层次,也必须不时有所“表现”,以前只要上报纸电视,现在更必须实时地上社交媒体,以便获得选民们的继续青睐,下一届大选里继续投票予彼等。

这才出现了国州议员必须不时到堵塞的臭水沟旁巡视,或对充满坑洞陷阱的烂马路指指点点。

尤其联邦直辖区连州的层次都没有,更让其国会议员们为解决本应属于地方层次的民生问题忙得不可开交。

这一来各个政治层次之间的事务分工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如国会议员就难以聚焦于外交、国防、工业等更为宏观课题的问政了。

当下时过境迁,本地已然没有马共的叛乱问题,而国民素质想必也更有提高,所以近日来有关恢复地方选举的呼声,是应该加以严正重视的,也得以狂增本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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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加沙重建,谁说了算?/胡逸山博士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说,我国(应该主要是指政府、官联公司,也许还会“敦促”本地一些私企)将参与近月来被战火摧残的中东加沙地带的重建工作,包括建设一些医院、学校、居所等,也会与日本方面联手这么做。

在最新一轮的漫长战火,加沙地带饱受轰炸,几乎悉数被夷为平地,导致许多居民流离失所;还能残留下来的当地居民,也未能享有民生措施,难以维持基本的生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许多权威性的国际媒体与机构皆有充沛的报道、揭露等。所以,如果加沙地带还要继续作为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那么重建的确是有必要的。

投资还是捐赠

至于说我国会参与加沙地带的重建,其实,关键字眼应该在于“参与”上。这参与到底是投资还是捐赠,还是有投资也有捐赠呢?而两者之间的比重又将是如何呢?当然,如果政府只是“鼓励”或“敦促”我国企业到加沙地带去投资或捐赠重建,那也是无可厚非,大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可置喙的,因为这些私企(哪怕是在政府压力下)要如何花自身的资金在国内外投资或捐赠,坦白说,大家无权过问。

如果我国私企选择或被“说服”在加沙地带投资,其实也不足为奇。近日安华官访英国时,有报道指出,我国官联公司及私企,在前殖民宗主国投资数以十亿计。而在较近的发达国家澳洲,其许多大都会(如墨尔本、悉尼、珀斯等)市中心黄金地带的很多地产项目,是我国房地产商开发的。

既然如此,那为何我国私企不到百废待兴、渴求发展、大把机会的加沙地带去投资重建呢?这在商业上是说得过去的,甚至可说是敏锐的商业嗅觉。

至于如果说是我国私企被“说服”,以捐赠的方式重建加沙地带,不论名义上被冠上企业社会责任,又或是奉近月来颇为流行所谓的“环境、社会和监管”(ESG)等理念,你又奈何得了他们呢?

然而,如果是政府自身,或是其属下的或有显著关联的企业要到加沙地带投资或捐赠当地的重建工作,甚至是政府方面以各种方式出资予我国私企来这么做的话,那么我国广大纳税人就绝对有权利过问因为那动用到公帑,而公家的钱终极来说是属于所有国民的。

政府要如何花钱,正式程序上是要向民选出来的国会交代的,所以才有财政预算案的提呈让国会审批,而预算案如果不获国会通过,那依照我国所师从的英国西敏寺国会民主制度,是等同于对政府的不信任议案的通过,政府是要为此而下台的!由此可见公帑的使用对于一个政府的合法性是很重要的。

需有优先顺序

而政府或官联公司如直接投资或间接通过我国私企来在加沙地带大事投资重建,那正如以上所述般,也许并不为过,甚至还是看准时机的商业决定。但如果不是投资而是捐献,那么大家就绝对有权过问如此的做法是否明智了。

其中有铁娘子雅称的前贸工部长丹斯里拉菲达就公开质疑政府的这项决定,因为她认为我国也有许多急需解决的基础建设(如乡区破烂不堪的学校)与民生课题。

安华也不甘示弱,以呼吁大家要有同情心来反击。但在尤其是东马惨遭水灾蹂躏的当下,大家也许觉得同情心往何处放,可能更需要有优先顺序吧?

但这里也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看来此后加沙地带将为以色列所全面控制,而以色列的绝对后台美国,其新任总统特朗普甚至说要把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全部移居到邻近的埃及和约旦去,那也就强烈暗示说以后的加沙地带将重新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犹太裔垦殖区。换句话说,以后加沙地带的重建与否、如何重建、由谁重建等,是由以方说了算,而非已然丧失控制权的哈马斯。

众所周知,我国与以色列势不两立,那以方又如何会允许我国参与当地的重建呢?可能要先搞清这一点,我国方能高谈参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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