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疫情暴起，彻底令香港进入一片混乱当中，医疗系统混乱、行政措施混乱，但都不及社会风气和声音混乱。踏入四月的香港，是否已经渡过了疫情的蹂躏，开始进入恢复期？虽然特区政府仍然强调“动态清零”，但在经济压力下被迫放鬆管制措施，从目前具体防疫措施来看，香港更倾向“与病毒共享”，但关键是实际是执行怎样的行动？行动的目标是什么？正如奉行“动态清零”的中国内地，从西安、长春到深圳、上海，同样经历疫情爆发，但采取的防疫方法都不相同。

今天对冠病病毒的了解更多，能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方法，例如同样要达到“动态清零”的深圳和上海，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因应Omicron发病速度快、复原时间短的特质，深圳果断实行封城七天，效果可谓立竿见影，一星期后确诊数目回复个位数字，但是全球头号科技生产基地停工，也曾令全世界都吓过半死，行政安排出现混乱，然而反应及时、调整措施却也证明深圳的高强度、高效率。

另一方面，上海原来选择不封城，以精准防疫、分区封控为主，试图采取影响最低的限制措施，然而连日确修病例数以千计，上海最终选择以黄浦江为界，在八天内分两区完成禁足检测。

成功抗疫须高度组织

同时证明要成功抗疫，非具备高度组织不可，如果细心观察和比较，所有现代化社会的“渡劫”过程都差不多，在爆发初期的“措手不及”，那种大混乱的情况所有欧亚城市，无论是以严谨著名的德国、又或是井井有条的新加坡，都从无例外地经历过混乱和行政失当，那就表明这是现代化城市都难免会出现的漏洞。但是，这些施政能力较强地区同样能调整并稳定下来，当中差异何在？

一直被称道的中国，因为组织架构上的特质，在共产党的骨干底下，拥有有效的流程架构（电商物流）、强大的组织能力（区委街道办）、丰富的人力资源（党组织），这些都已经不是一般城市拥有的资源。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剖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城市的应对，措手不及是必然的，因为一个城市的运作有其相应的资源，当面对资源范围外的突如其来变化，肯定会出现失当和延误。

举例说，上海曾经能封区小至一个商铺，被认为能精准防疫。但在面对传播快速的Omicron，就因为酒店的隔离措施失误，导致全城烽烟四起，最终难逃“半封城”的命运。同样以街道管理优异著名的深圳，因为封区过于急促而引起混乱，在封城初期令不少快递员“有家归不得”，因为居住的村区即时升级了防疫措施，快递员们担心小区封控影响工作，于是只能选择露宿街头。

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反应成为关键差异，经物流平台紧急联系，深圳市区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临时调用了活动场所，并调集物资铺设通铺组成党群服务站点。

知错速改 进步关键

对笔者这种80年代开始跑中国的人来说，这种变化令人唏嘘，过往香港以“话头醒尾”著名，反应迅速举一反三；相反内地都是按本子办事、以谨慎为上。但过去十多年中国因为竞争激烈，什么都以追赶时间为标准，有时甚至宁愿错和乱也要快人一步，就连政府也不例外。当然这种方式容易出问题，但错了就快速改正。正如防疫争分夺秒，深圳小区改变封控政策有没有错？没有，因为隔离措施有必要，但未考虑必要外出的快递员肯定是失误，这时候需要的是迅速改正而非抱怨指责，这种决断态度才是进步的关键。

过去两年主要居住在新加坡，但也往来香港几次，亲身经历具体防疫措施，通过观察新港两地抗疫工作的比拼，找出关键问题，会发现：在Omicron之前，香港一直都优于新加坡，甚至可以説是遥遥领先，却在要走出疫情之际、崩溃大败。

在早期对病毒茫无头绪时，不少城市都曾经以“封城”为名，实施高强度管制措施。在2020年初的严防时代，新加坡就曾经因为外劳宿舍大爆发，确诊人数成千上万，尽管社区感染不多，但仍被迫从当年4月到6月实施高强度的“阻断”（Circuit Breaker），除必须服务和国际商业活动，例如金融市场继续运作外，所有员工只能在家工作、甚至停工，餐厅商店也只能提供外卖送货，不能探访亲友，措施极为严厉。这种严厉管制就算在确定“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后，不少仍然持续，例如餐饮和探访，一直维持限在5人。

执法严谨 狮城跑赢香港

其实直到2021年中，新港两地的社区感染数字相近，同属控制得宜的地区，新加坡因为人力资源部门的疏忽，引发外劳爆疫而作出几近封城措施。相比下，当时香港情况一直宽松得多，除了早期全世界都出现医疗物资短缺而惹起疯抢，及后因为几个“群组”感染而曾经收紧防疫措施外，香港的防疫管制其实非常成功；当然成功非偶然，污水检疫一直发挥了“早发现”作用；香港在出入境管制程序上也远胜新加坡，但是新加坡对违反防疫令执法严谨，这两方面的差距，成为日后的关键。

然而所谓“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新加坡因为封城两月，强迫了企业遥距工作和电商物流的“大跃进”，目前新加坡企业都能让一半以上的员工在家工作，电商物流的效率还能做到当天送达。但最终因为新加坡是外向型城市，无可选择只能放宽出入境限制，又碰上潜伏期特长的Delta，终于在2021年9月出现大爆发，最令人揪心的是近千人在两个月内死亡。

然而在这段时间新加坡加大隔离中心容量到三万张床位，调动后备军人协助医疗和隔离工作，同时间派送大量自我检测套装，要求需要上班的员工自行检测，确诊就按情况留在家中、或到隔离中心检疫。其作用是在与病毒共存之馀，能够减低疾病扩散的速度，不至于击溃医疗系统。尤其是新加坡一直对违反防疫令严厉执法，动辄驱逐出境、高昂罚款和短期监禁，都有效地令民众遵守防疫规则。所以传播力高、杀伤力低的Omicron的出现，反而令新加坡鬆一口气，因为新加坡疫苗接种率高，在医疗系统有足够冗余下，新加坡病患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连Delta都顺利渡过的香港，就因为对Omicron的破坏力判断错误，虽然Omicron致命率较低，但传播速度惊人，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本来就连中国防疫如此严密，仍然处处开花，足证香港被Omicron突破，也可谓非战之罪。但医疗系统崩溃，直接导致收治大混乱，短短一个月逾6000冠病病患者逝世，无论他们的过世主因是否因为冠病？但收治能力弱、抢救能力不足，管理医疗系统的香港医院管理局责任无可推卸。

这次收治能力崩溃，彻底暴露香港医疗系统的失败，更重要的是香港医疗服务的不足、公营服务之恶劣，一直被各方质疑。香港已经十多年未有新医院落成，大规模引入外地医护来提升服务，同样讨论了不知多少年？特区政府曾经计划香港发展成为区域医疗中心，却又医医相护、议而不决，以往风平浪静，靠著保险和私营医院，岁月静好。今天要用人命来揭露香港医疗的巨大缺口，代价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