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从黎智英案看“编辑自主”/魏开星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等案件,于2023年12月18日开审,目前案子还在审理之中。

与此同时,《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简称《基本法》23条,下同)于今年3月19日晚完成三读,并获香港立法会议员89票全票通过。以上两件事情从表面看似乎并无紧密关联,实际上有心人却将之加以勾连。

西方媒体将黎智英案与《基本法》23条立法混在一起,声称黎智英等一众人等遭《港区国安法》审判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破坏;而23条立法削弱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空间。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要求释放黎智英,为他脱罪;另一方面诋毁、抹黑及反对23条立法。

黎是“激进政治人物”

黎智英是《苹果日报》老板,这没错;可他却称不上是媒体人,也不是文人,虽然他也偶尔在自己办的媒体上发表一些署名文章。

香港的报纸老板有两类,一类是文人,即文人办报。如,查良镛(金庸)创办《明报》、林行止创办《信报》。

另一类是商人,即商人办报。如,于品海收购《明报》集团、黎智英创立《壹周刊》、《苹果日报》等。

办报的文人与办报的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保持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即与政治的关系比较抽离;另一种本身就是政客,办报的目的除了赚钱还有搞政治。黎智英就是后者。

黎智英不仅是政客,还是一名“激进政治人物”,多次与包括美国总统、副总统在内的多名外国政要会晤,推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对北京中央或香港政府实施制裁。

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当口,黎智英卖掉了在大陆的服装公司及服装品牌“佐丹奴”;并在回归后将资金转投媒体,在1997年前面世的《壹周刊》基础上,创立《苹果日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该报似乎是作为单纯的新闻媒体的存在。

凭借雄厚的资本,相对优渥的待遇,《苹果日报》向行家挖角,黎智英将报纸办得风生水起,成为香港纸媒的大佬。

运动的急先锋

2014年香港政治风云突变。占中运动开始,从此,《苹果日报》便越来越政治化,俨然是运动的鼓吹者、号召者及总后台。

作为媒体老板,黎智英的政客面目暴露无遗,并以此为自豪。这种趋势延续,直到2019年反修例风波演变成黑暴运动,《苹果日报》及黎智英本人基本上陷入整场运动的漩涡。

《苹果日报》作为媒体,这时业已沦为“反中乱港”的平台,黎智英也多次亲自下场,参与示威游行;尤其是黎亲自出马,赴美国游说美方对中国内地及香港进行制裁。

当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他们还不收手。这是一个普通媒体老板应该干的事吗?

出于干涉中国内政及为黎智英开脱等复杂的政治目的,《华盛顿邮报》于今年3月中旬发表社论,题为《香港以新安全法加大镇压力度》。

社论指《苹果日报》发表社论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官员,是“黎智英行使创始人和老板(owner)的权利”,这“似乎是正常的编辑决定或媒体老板的特权”。

《华邮》语无伦次

《华邮》以此要求释放黎智英。按西方新闻学理念,传媒有“编辑自主权”,不但政府不能指挥传媒工作,即使传媒的老板,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于编辑部身上。

在黎智英案审讯期间,无论从社长张剑虹、副社长陈沛敏或是主笔杨清奇披露出来的壹传媒运作方式看,都是黎智英一个人说了算,根本不容许编辑有异议。

当陈沛敏被辩方律师问及《苹果日报》有没有“编辑自主”时,她笑言:“如果黎先生不出声的时候就有”。

可见,《苹果日报》实质上并无“编辑自主”可言。

至于媒体老板的“特权”,本身就与“编辑自主”自相矛盾。

《华邮》究竟要哪个?或者说,在《华邮》本身的运作中,是“编辑自主”还是“老板特权”?

作为曾经因揭露“水门事件”而名声鹊起的美国主流媒体,不会因为要达到某种目的而语无伦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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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人民币应对贸易战的利器?/魏开星

特朗普上台后,全世界都将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割韭菜”,不管是盟友还是对手。

特朗普已经宣布自2月1日起要对邻国墨西哥、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而在对中国一番示好(声称中美两国合作可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上台百日之内将与习近平见面、强调与习近平之间的“伟大私人关系”等等)之后,对中国加征关税立即被端上台面,从10%起跳,考虑自2月1日起。

人民币贬值是双面刃

应对美方再次挑起贸易战,中方相信有所准备,不至于像2018年那样仓促应战,措手不及,手忙脚乱。其中一招是以人民币适度贬值来应对关税升幅。应该说,人民币贬值也是一个双面刃,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中国内地专家也存在争锋相对的观点。到底在现实条件下,将人民币贬至7.5元左右兑1美元,其对中国经济有利与不利的影响应怎么看?

首先是人民币再贬值作用有限。人民币在现有基础上再贬值的幅度已很有限,应对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加征关税有一定的对冲作用,但是却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效应。目前,人民币离岸价在香港市面上可兑换的是7.3元兑1美元。若按照外资投资银行的预测,人民币贬到7.5元兑1美元,也就还有2%左右的降幅。以2%的贬值幅度去对冲即使是10%的加征关税,尚且力度有限;何况特朗普心目中对华加征关税远不止10%。可见,中方欲以透过汇率变动来对付美方的关税策略,其胜算极小。

相反,按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套路,美方在征收关税的同时,势必要求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如农产品,像大豆、小麦等。这时,人民币加大贬值幅度,在进口三四千亿美元的美国货时,便要付出更多的美元。这是在中美贸易之间。

中国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如东盟、欧盟等,因顺差较大且没有采用本币交换,人民币贬值对中方的出口能获取一些优势;但对于像俄罗斯、巴西等国,由于更多的是采取本币交换,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就不起作用了。2024年,中俄贸易额将近2500亿美元,其中90%采取本币交换。

不利吸引外资

其次是人民币再贬值对吸引外资及对外投资不利。近年来,中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外资投入到资本市场上呈现下降态势,甚至还有外资撤资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民币走贬,令到外资赚取人民币换成美元时汇率上损失不小。同样,当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出海到外国投资时,若人民币比价长期疲软,对外投资也十分不利。

中国人民银行在冠病疫情前常常将“人民币没有进一步贬值的基础”挂在嘴边,那时人民币兑美元在7算之内;而自2022年9月15日开始跌出7算至今已2年3个月有余了。因此,从这意义上说,人民币不能再大幅贬值了。

顺差过大不是好事

第三是以汇率优势去获取贸易好处将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弹。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将近1兆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引发西方舆论的强烈关注,声称这是二战后极少见的现象。事件必须引发中国的警觉,贸易不平衡将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顺差过大不是好事情,势必令到逆差国的不满。

历史与现实均告诉我们,贸易不平衡轻者被要求进行贸易谈判,重者引起贸易战甚至是战争。中方若在贸易强势的条件下,再以汇率获取贸易便利,实属不智,也不足取。

最后是长期走贬不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的过程,每走一步都很重要。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到:“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中国经济实力已达“坐二望一”的阶段,其货币地位将相应地维持强势,而不能因一时一事而令货币长期走弱;何况,人民币将在国际货币基金及金砖国家去美元化中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为此,人民币在现时情况下,不宜过度走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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