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官商勾结,告密困难?/胡逸山博士

我国贪腐的揭露越演越烈,除了之前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系列丑闻、与政客有关的“安全屋”被搜出巨款等之外,这几天又传出沙巴方面也有被类似告密人揭发有关一群代议士据说收取款项,来为一些公家项目的颁发背书,一时引起沙巴以至全国政坛一片哗然。

这揭发人之所以被称为“类似吹告密者”而不是(起码还不是)法令下被定义的告密人,主要是因为他好像还没正式向反贪污委员会等执法机构报案,而且好像也(起码曾经)被揭发是贪腐行为的参与者,而这两点在现行告密者法令下是难以把此揭发人,当着告密者给予保护。看来此揭发人是希望反贪会先给予他告密者保护的书面证明,方肯正式报案。然而,在官方角度来看,这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而是需要告密者先报案,而执法机构认定该些报案材料“有用”与否后,方决定是否授予告密者的受保护地位。而揭发人当下好像转向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甚至国家元首寻求受保护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就演变成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哪一方本末倒置,坦白说一时也不好说。但此事件也凸显出此告密者法令虽然当年的立意良好,但可能也是有值得修订之处,以便更为完善地保护吹哨者,也得以鼓励更多人揭发贪腐行径。譬如执法机构在与告密者初步接触后(可能尚未报案)是否有可能给予后者一定程度的保护,以及如后者即便也曾是涉案者,但也还是得被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等,都是值得探讨的。

无论如何,这又一起的贪腐揭露,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的说法。无他,因为许多如此国度,理论上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实践,算是有选举了,甚至有过几趟政党轮替,不再是以前的独裁专制了,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监督了,那为什么还是有着层出不穷、不时爆出来的贪腐事故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起码还是有两个相互关联而又贯通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因素,起码在目前与可见的未来导致贪腐难以被连根拔起。

其一是虽然民主选举降临了,但许多选民仍然抱有可谓半封建的思维,还不是把民选出来的代议士当成公仆来看待。公仆,顾名思义,即公家的仆人,也就是要为整体社会或大众做事的人。而这类选民会把代议士当除了当公仆来看待外,也看成是“私仆”,认为民选领袖也必须为个别选民来“服务”,如选民家里有着各种红事白事等也要代议士的“帮助”,而最直接的帮助,就莫过于现款了,所以代议士也就几乎每时每刻口袋需要有现款。

其二,当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那就是大多数人在真正意义上是穷的,是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可言的,所以当然也就必须向民选出来的代议士伸手讨钱来帮补家用了。

在上述沙巴贪腐揭发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代议士与揭发人交谈的视频被发放,而内容都有涉及代议士需要款项来“照顾”选民。而看起来在这经济持续萧条的大环境下,一时也是难有彻底解决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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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杨德利:勿局限实体层面 沙巴领土安全应加强协调

(亚庇21日讯)沙巴前首席部长拿督斯里杨德利呼吁加强沙巴领土安全事务的协调,而非只局限于部署资产和安全机构人员等实体层面。

他说,联邦政府对苏禄主权主张的任何管理不善,都将导致沙巴承担责任。

“任何错误都将由沙巴承担。”

杨德利今日在沙巴州议会问答环节时,回应民兴党主席拿督斯里沙菲益的提问,即沙巴与联邦政府当局在应对南中国海威胁方面的协调情况。

杨德利也提及沙巴土地法令修正案的数个亮点,包括阐明沙巴水域下方的大陆架和上方的空域属于该州。

“沙巴已通过修正案,以确保我们的领土权利得到承认,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权利得到尊重。”

对于沙菲益的提问,沙巴州助理部长拿督阿比丁在回答时承认了相关安全挑战的复杂性。

“南海的威胁复杂而敏感,那里的任何事态发展都可能对国家安全和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他说,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1982),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

阿比丁还保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正在共同努力维护国家主权。

“包括大马海军、空军和海事执法机构在内的安全机构,继续在南海敏感地区进行战略行动,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活动。”

阿比丁指出,外交部也与州政府合作,积极对外国入侵大马领海一事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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