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一带一路”10年反思/谢诗坚博士

今年10月份,第3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成功举行,总共有150个国家的代表齐集一堂,包括27名国家领导人,展示了中国在此不安定的时局召开这场大会,是顶着压力让人看到10年的成果。但明显的是,美国及西方国家首脑都未与席,有抵制之嫌。

而亲美国家以及被美国炮制出来的“小北约”国家(日本、印度、韩国、澳洲及纽西兰)也没有参加。它们尚且提出数项建议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

例如在2021年,美国提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以动用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也是在2021年,欧盟提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宣布在2027年之前将动用3000亿欧元支助发展中及落后国家改善基建,及2023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G20峰会上,美国又带头成立“三方经济走廊”,拉拢中东阿拉伯、印度和欧洲联手对抗“一带一路”。

这三大政策何时动工也未见公布,形成谜团。

综合这10年来,“一带一路”所走过的辛酸道路,我有以下4点领悟和反思:

(1)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狭隘思想,致使中国人民乃至后来的海外华人都相信这“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的,从未思及这个世界是国外有国,乃至天外有天。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害得中国停滞不前。

历代皇朝忽视海权

(2)当中国的历代皇朝只重视土地归皇帝时,却忽略了海洋占了地球的70%。当15世纪欧洲强国崛起,通过海洋夺取了具有价值的土地,包括中国的澳门和香港及占有租界等,当时,中国的海权仍在沉睡中。

(3)正因为封建王朝的短视和愚昧,在明朝(1368-1643)和清朝(1644-1910)时代,历任皇帝都实行海禁政策。例如明朝有199年海禁,而清朝有196年海禁,前后近400年之久。这就是说,历朝历代的掌权者都是“坐井观天”的“天子”。

欧美控制七大洋

(4)历史后来也证明,一个只讲陆权而不重视海权的国家只能处于挨打的地位,以致世界的七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加勒比海、北冰洋及南中国海)都牢牢控制在欧美国家手里。

唯有在战后的1947年,中华民国的地图才显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拥有主权,而在1949年中国解放后,就按这段历史表明南海归中国管制。

但在美国看来,南中国海不能归中国主导,而是国际公海。这等于中国是陆地国家,不是海洋国家。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南海仍然成为被争夺的海域。

除此之外,美国也千方百计地用台湾问题来堵住中国的统一大业。

唯一令中国告慰的是,在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就取得突破口,不让美国一手遮天。

这个战略不但打破中国千年来被海洋所困,而且也成功地撬开美国的后院。这就是被称为“大陆桥”(Land Bridge)的新名称,也是中国引以为荣的成功例子。

今天中国的铁道交通已和中亚及欧洲国家建立起繁忙的交通网,在国内通过82个城市,而在国外也通达160多个城市,大大地缓和运输的拥挤和缩短时间。因而于2016年挂起“中欧班列”已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货运铁路线,这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事,也因此形成中美对峙局面。

另一方面,中国的海权在千禧年后也朝向现代化,有了自身的航母和各类导弹潜艇及攻击型潜艇,形成一股新崛起的海军力量,与西方国家对峙。

美着重海底电缆

此外,当中国向美国的太空成就发起挑战之时,美国却巧妙地将重心移向海洋的海底电缆,因为这是美国控制得到的范围。例如在2022年发生的海底电缆被破坏而打击油气的输送,对俄罗斯造成巨大的损失。有人怀疑这是人为的破坏。正因为海底电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特别是用在电脑和手机上已接近90%,美国绝不能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在海底电缆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看来,宇宙之大、太空的浩瀚无际是美国全面掌控不到的,与其对准卫星干扰中国的发展,不如改用海底电缆的控制,来得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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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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