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存在着一条不变的道理，那就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在1948年立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今天，仍然是国家的政治主轴。

它的核心反映在“马来中心论”的形成，后来又发展成“马来人至上”或“马来人主义”。这是指政治层面的权力分配，以马来人为主体，而其他种族如华人和印度人等则搭配而成。

其因由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提出了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内中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也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而是笼统地宣布将在1946年4月1日落实这个体制，引起马来人的大不满。

此时，马来人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拿督翁（柔佛州务大臣）号召41个马来团体，于1946年3月1日在吉隆坡举行泛马马来民族大会，除了议决成立马来人民族统一机构（UMNO）以外，也坚决反对马来亚联邦体制的实施；这个后来被称为“巫统”的政党就在同年5月11日获得成立；1946年7月，英马双方各派6名代表起草新的宪制；到了同年12月27日，英方公布新草案，立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当时称为蓝皮书），内中恢复了苏丹的宗教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以外，也对华印人实施公民权制度；但凡在槟城及马六甲出生的子民（不论其种族）都自动成为公民，而其他州的华印族就需要申请公民权。

1947年，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强烈抗议马来亚联合邦草案内对华印族的不公；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陈祯禄，在同年的10月20日在马新举行大罢市；这个组织的另一位领导人是李光前，他是在较早前当选马华商联会全国主席。

虽然这个委员会也有向英方呈上“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希望被英方接纳，但被英方全面拒绝；1948年2月1日，英方正式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新宪制，是君主立宪制。

种族政治落地生根

就在马来亚联合邦生效后的4个多月，英方在6月20日宣布在新马实施紧急状态，也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封闭左倾报社及社团。

紧急状态前后实施了12年，于1960年才被内部安全法令所取代，但在这个过程中，种族政治已落地生根，形成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的政治特征。

例如战后成立的巫统、国大党及马华公会都是种族性政党，它们结成了“联盟”，但以巫统领导国家和政治。

即使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它的政治结构维持不变，例如其一，当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后改成国家党），企图抛出多元形象（委任橡胶大王连裕祥为副主席）取代巫统时，结果一败再败（1952年及1955年的选举）说明了种族政治的优越性。

其二，在1959年，林苍祐医生在马华崛起成少壮派，且在内部向巫统主席东姑提呈增加华裔候选人的方案被视为是过分的要求，最终导致林苍祐的失败而离开马华；陈修信的取而代之，也意味着马华接受扮演次等的角色。

其三，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新加坡的李光耀带领其行动党加入其中，而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不被巫统所接受，认为其动机隐含着华人种族色彩；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更说明马来亚即使扩大成马来西亚，也不可能改变既成的格局。

其四，马哈迪在1969年失国会议员后，他开始反击东姑领导国家不力，也未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及后又出版《马来人的困境》，阐述他的马来中心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保护和引导马来人进步。

马哈迪是在1964年出道，在国会内经常与李光耀抬杠，因而是出了名的雄辩者和马来民族的捍卫者。

预想不到慕尤丁叛变

其五，马哈迪导致东姑的倒台和敦拉萨的上位（1970年），进一步印证了马来中心思想的不可动摇，新经济政策的出炉和“五一三”后诸多法令的推行，旨在强化马来人的政经地位（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的马哈迪也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接回来）。

其六，马哈迪在1981年接替胡先翁成为首相后，他的政策是巩固和稳定巫统的统治地位。例如在1990年提出的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目标，以及1994年在州选中扳倒沙巴团结党的背叛国阵，而后由巫统登上成为沙巴的主流，印证马来中心思想的不可动摇性。

2015年马哈迪认定纳吉搞坏了巫统，因此他需要用另一个政党来取代巫统和取代纳吉。这就是马哈迪成立土团党的真正原因。

不过，他的努力在后期受到一定的阻力，因有一股势力在内部反过来倒马哈迪，这是马哈迪预想不到的慕尤丁“叛变”。

今天的慕尤丁是把马来政治拉回到巫统的年代，与马哈迪的策略起了冲突。一场激烈的马慕斗争正方兴未艾，但不论怎么变，他们都不能乖离马来中心思想这一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