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中国开启回教世界和平/谢诗坚博士

如果是上世纪的50年代,中国是没有能力调和两大回教国家恢复邦交的。

即使在80或90年代也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国家斡旋两个宗教大国重归于好,甚至在跨入千禧年后仍然发生断交事件,只有直到今年,我们才看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为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宗教政治浓厚的国家充当调解人。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它在近10年来成功争取与中东及回教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不再若即若离。

伊沙牵动中东大和解

为何中国有这个能力?尤其是“无神论”的国家怎么能够在宗教国家间穿梭往来?这种成功的外交实例也让中国提升了尊严和影响力。

虽然伊朗、沙地阿拉伯两国在两个月内才重开大使馆,恢复贸易、投资和文化协定来修补7年的分歧,但好的开始,是中东迈向和平大门的重要一步。

我们相信,在没有附带条件下,伊沙两国重修友谊,不仅对两国大有裨益,也还会牵动中东国家寻求一个大和解,从而有效地约束以色列安分守己,不再咄咄逼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无安身立命之地,只能屈居在残垣断瓦的贫民窟中。

这种非人道的残忍手段大部分应归咎于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乃至分裂,从1948年到1982年的5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尽是受屈的一方。

尤有进者,一些中东国家还跟以色列建交,充分地暴露了阿拉伯国家的四分五裂,各怀鬼胎。因此当伊朗与沙地阿拉伯交恶时,中东国家都爱莫能助,美国也因为与伊朗过不去,只得站在沙地一边表示支持,无法充当鲁仲连。

在这种条件下,只有中国才拥有资格为伊沙化解仇恨与危机。

就我们所知,回教世界是分帮立派的。就拿伊朗和沙地阿拉伯来说,它们是系出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22年在麦地那和麦加创立了回教。公元656年,阿里(穆罕默德的女婿)继任哈里发(第4任),从此之后,回教分成两大教派,一派是逊尼派,以沙地阿拉伯为主,另一派是什叶派,以伊朗为核心。

在公元817年,两大教派试图和解,但不成功。也因之回教国家继续分成逊尼派及什叶派两大教派。统计起来,前者占有85%;而后者占有15%。就全世界人口来说,共有超过10亿人信奉回教,占世界人口的18.2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45)后,回教并未自限政治立场,它们可以亲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亲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其中沙地和伊朗都服膺于资本主义,虽然它们有很强烈的宗教意识。

但也有些国家亲向苏联,例如埃及,在1952年革命成功后,就由纳赛领导倾向苏联,以获取援助。还有阿富汗是最明显地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1979年苏联不满阿明在阿富汗独断执政,蓄意换卡尔迈勒上台,以全面推行苏联的政策。结果在苏联派8万大军入侵阿富汗后而发生内战,前后10年。

苏联最终在1991年撤兵,除了本身变天,从苏联缩成俄罗斯,体制也因之改变外,整个世界也因阿富汗变革而来个天翻地覆。

中广交朋友不走老路

从60年代到90年代,整整30年才见回教国家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原因是中国也用40年的时间将国家打造成新兴的现代化国家,加上美国在1979年正式与中国建交,整个世界也就改变了对中国的政治印象。

在不输出革命下,中国广结许多新朋友,也不再重蹈60年代只往左一条道路走的覆辙。

另一方面,在80年代伊朗的宗教领袖柯梅尼于1979年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而成立一个政教治国的伊朗,也引起沙地阿拉伯深怕伊朗输出什叶派的革命思想。

由于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导致美国怂恿伊拉克挑起两伊战争,以挫伊朗锐气。双方先后打了8年才告停战,但萨达姆(时任伊拉克总统)也无所得。

在1987年,有275名伊朗人在沙地麦加朝圣时因发生冲突而丧命,伊朗民众冲向大使馆抗议。两国也因之在1988年4月断交。3年之后,即1991年,两国又恢复邦交,并对朝圣的争议达成协议。在化解仇恨下,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沙地阿拉伯。

可是在2016年时,又再发生沙地处死的囚犯中,其中有一人是什叶派知名人士,引发伊朗民众再次冲向沙地大使馆表示愤怒与抗议。

虽然5年后的2021年,两国官员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曾进行对话,但没有达成协议。

盼打开俄乌和平大门

这样的拉拉扯扯又过了两年,终于在中国的调和下,双方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恢复邦交。在联合国的祝福下,两个回教大国于2023年3月10日认识到中国已经崛起,不但可以顶住任何压力,也可以随时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是最为适合的鲁仲连。

世界在中国翻转下,已开始变了样。我们相信在习近平的努力下,下一个和平大门将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开,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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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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