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国都为疫情而风声鹤唳，朝野博弈却从未消止，慕尤丁用尽方法博民意，安华朝晚面簿谈时事，3月末颁布的经济振兴配套更变为政治化的辩论，整个冠状病毒病风波摇身为灾难政治学的讨论。

另外，因“喜来登政变”后的余震期与冠病疫情交炽，遂朝野对正当性的拉锯也涉足抗疫议论上，就此，于灾难政治学和正当性的交叉作用造就出的情势。

疫情在大城堡大集会爆发以后，国盟和希盟的对立逐渐过度到抗疫场域。当宗教事务部长认为周五公共祈祷照跑，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便抨击国盟，双方趁此围绕公开祈祷一事施以政治光谱的表态，安华显然是阐明本身的自由派立场，并形塑自我形象来映射国盟政府的保守与落伍。

而今，安华及多名希盟领袖不断活络于面簿，开直播谈疫情，发文向政府喊话，使得参与抗疫讨论成为时髦的政治样态，探讨灾期的公共政策（如抗疫措施、行动管控令、振兴配套）的灾难政治氛围便于我国上演。

久而久之，从政策面议论演化意识形态的情感纠纷，例如，希盟对振兴配套表示仍有修正空间时，除要求国盟召开紧急国会，不忘向慕尤丁保证不会发起不信任动议，在在地说明希盟对执政权的执着，并向各方传达一个讯息：国盟是欠缺民意委托的政府。

慕尤丁最重“正当性”

争取正当性是首相慕尤丁最为在着重之事，从电视直播特别讲话、戴口罩巡视超市到“你未必投选这个政府，但政府关心你”，这一切都是型塑个人特色的策略，也是慕尤丁因海量的道德追讨后深感难耐而作出的回击。

3月27日的2500亿振兴配套，经各方剖析该方案的最大受惠者乃公务员、雇员和中低收入户，大中小企业及旅游业获益甚微，是故人云是选票在作怪。

慕尤丁何以急着回馈受薪族而非支撑受薪社群的各类企业，且乍看慕尤丁政府稳操大局，离大选仍有三年之久，进而证明国盟内确有不谐，各项措施的背后均是慕尤丁焦虑情急的反应。

由此观之，透过抗疫落实政治算盘，拓展基本盘（公务员、中低收入户），稳抓土团党领导权（更替党秘书和金援基层），运用表现强化国盟的代表性以扑灭内外的侧目（希望联盟、巫统、伊斯兰党）。

不管如何，常闻国人痛斥此种严峻时刻朝野仍不忘争端（例如不邀在野州出席抗疫会议，印上党标的分发物资），可互相争夺光环何尝不是政坛的要领？是故，当大家谴责某些从政者时，是否对他们有超然的幻想？而对各派政党来说，民意风向为其在乎之事，彼此都为选票而奔波，惟大部分选民是善忘暨理性的，不会因为今天抗疫成败即注定未来选票多寡，朝野在此情此景打算盘实为言之过早，倒不先将重心放在抗疫，缓和冠病后再过招也不迟。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政治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