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保护特定族群实施的固打配额制，凸显了马来西亚人的困境。

这样的分配困境就像一堂政治哲学课：假设家境富有的A有音乐天分；贫困的B却没有笛的乐器；还有一个擅长制造乐器的C； 可是却只有一枝笛子，3个人都渴求那枝笛子，要如何分配？

按理，应该给有天赋的拥有那支笛，因为她会吹奏；按逻辑，应该给穷的，她没钱买应得到的乐器；按理，也应该让那个有制作乐器的，因为她有制笛的能力。

问题是，哪一个资源分配的判决分配，才最符合法理与正义？为缩小贫富差距，笛子判给穷人绝对正义；如果坚定自由主义，笛子却应该归于制作者，那是自然正义。但是，服从功利主义，却会面临两难，因为每个人都有需要；给拥有音乐天赋的，就给她有优雅愉悦的音乐审美；给穷人，也能让她得到愉悦感；给制作的，还能激励工作，产生效率。

然而，正义感的理性是什么？推进正义还须具备哪些要素？还有什么实现正义的方式？

独立迄今60多年，显然政府还是无法放弃错误的执念，在对待孩子的成长，没有坚持去柔弱化的过程，他们会爱那个最没出息的孩子，理由是“他需要爱”，却没有基于“他值得爱”，而会爱那个最有出息的孩子。

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论述说：“没有一次大饥荒是源于粮荒，只因获取食物的权利不平等而造成饥荒，而让底层群体裹腹的权利都被剥夺。”

这也契合了《论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只要分配均衡，就没有所谓贫穷。

当然，掌政者对孩子的爱及对孩子的态度，取决于与孩子的权力关系，在僵硬的对峙， 如果一方或双方偶然看到它的底色 ，就好像两个对赌的人看到对方的底牌，竞争与权力就会骤然瓦解。

其实，“公平”或“均和”的分配，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制度与规则，更不是什么信仰；掌政者要能驯服民粹主义，要以坚持理想及自由主义的冷静思考，引导民众学习互相尊重、理解和合作。

在资源分配的问题上，新马来西亚人要像一支探险团队，通过分工合作完成任务，一起克服困难，帮助落后的队友、常受忽略的团员，一起胜利归来，只有全部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