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印尼应更积极引领东盟/胡逸山博士

如果说东盟正处于其未来进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应该也不为过。

别把这种说法误会成是贬义—东盟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然奇迹般崛起,成为世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域性组织。

东盟当年是在越南战争高潮的动荡不安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它不言而喻的成立宗旨,是要防止所谓的骨牌效应,避免共产主义浪潮席卷东南亚,一个一个地把资本主义政权推翻。

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美国,自身已深陷越战的泥潭,没有多余的资源与精力在东南亚其他各地阻挡共产主义的浪潮。有者就颇具创意地提出构思,至少可以把东南亚里其他亲西方、崇尚资本主义的国度撮合起来,以让彼等得以团结互助。

东盟就这样被建议成立,由5个当时尚未被共产主义统治的东南亚国家组成,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印尼。

防务结盟过渡经济

印尼本身当时才刚从几年前的政治风暴里慢慢复原过来。印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从荷兰殖民者手中独立。部分因为其能言善辩、充满领袖魅力的国父苏卡诺的较为左倾的意识形态,印尼共产党在建国初年被允许大力地发展它的党组织,也越来越在印尼的政治生态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印共当时在印尼内阁里甚至也有代表。有一个说法是在苏卡诺统治的最后几年,印共几乎就要接手统治印尼了。

无论如何,在被苏卡诺本身称为“危险地存活着的一年”的1965年下旬,印尼发生了暴力的政变。这场政变如何发生,后来有数个相互矛盾的版本,总之就是印共与印尼军方好像都有牵涉在内。结果就是苏卡诺被边缘化,而一位军头苏哈多得以上台执政。

苏哈多很快集中权力,但不像其他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军事独裁者般,苏哈多的治国方式颇为另类。他以所谓的“伯克莱黑手党”来治理印尼经济。这些“黑手党”当然不是黑社会分子,而是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也是笔者的母校)学过经济的印尼学者。这批“黑手党”为印尼制定了注重投资与贸易的经济模式。

与此同时,越战到了尾声,美国也逐步撤出东南亚。东盟各国开始意识到,最有效的防共手法,也还是大力发展经济来改善民生,以让民众得以享受到辛勤努力的成果。所以印尼与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欢迎外资,也造就了后来的亚洲四小虎经济奇迹。

在那过程中,东盟也从起初的更为着重安全考量,演变为更为关注经济发展。东盟大致上促成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为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奠下基础。东盟颇为务实,后来也接收了一些接受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会员国。

东盟成立了经济共同体,减免关税来造就一个共同市场,也与周边一些大型经济体组成了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而今年印尼接手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作为东南亚在人口、幅员,乃至经济总量上皆为最大的印尼,自然会被期望能引领东盟。虽然大家意识到东盟,以所有会员国一致通过的方式来做决定,约束了主席国的运作空间,但印尼至少可在两大方面发挥它的领导角色。

经济增长最快仍不足

其一是引领东南亚的经济复苏。虽然在疫情后东南亚仍然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但那还是不足的,因为无论是全球或本区域的经济前景都不明朗。印尼应该提出更多的方式来提升东盟各国之间的投资与贸易,起码到与东盟以外的相同比例。譬如印尼应该鼓励邻国更积极的参与建设它的新行政首都。

其二是开展有关东盟前景的会员国对话。东盟有必要与时俱进来维持它的重要性。在当下本区域内外都充满地缘政治以及社会经济挑战的现实下,东盟有必要重新定位自身的。

东盟是否要如欧盟般牺牲各会员国的部分主权来建立一个“越来越紧密的联盟”,抑或维持它当下充斥障碍的松散运作方式,是值得深思的。这些都需要有强大的政治魄力来完成,而印尼必须踏上舞台,来主导这场大戏。

反应

 

灼见

官商勾结,告密困难?/胡逸山博士

我国贪腐的揭露越演越烈,除了之前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系列丑闻、与政客有关的“安全屋”被搜出巨款等之外,这几天又传出沙巴方面也有被类似告密人揭发有关一群代议士据说收取款项,来为一些公家项目的颁发背书,一时引起沙巴以至全国政坛一片哗然。

这揭发人之所以被称为“类似吹告密者”而不是(起码还不是)法令下被定义的告密人,主要是因为他好像还没正式向反贪污委员会等执法机构报案,而且好像也(起码曾经)被揭发是贪腐行为的参与者,而这两点在现行告密者法令下是难以把此揭发人,当着告密者给予保护。看来此揭发人是希望反贪会先给予他告密者保护的书面证明,方肯正式报案。然而,在官方角度来看,这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而是需要告密者先报案,而执法机构认定该些报案材料“有用”与否后,方决定是否授予告密者的受保护地位。而揭发人当下好像转向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甚至国家元首寻求受保护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就演变成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哪一方本末倒置,坦白说一时也不好说。但此事件也凸显出此告密者法令虽然当年的立意良好,但可能也是有值得修订之处,以便更为完善地保护吹哨者,也得以鼓励更多人揭发贪腐行径。譬如执法机构在与告密者初步接触后(可能尚未报案)是否有可能给予后者一定程度的保护,以及如后者即便也曾是涉案者,但也还是得被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等,都是值得探讨的。

无论如何,这又一起的贪腐揭露,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的说法。无他,因为许多如此国度,理论上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实践,算是有选举了,甚至有过几趟政党轮替,不再是以前的独裁专制了,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监督了,那为什么还是有着层出不穷、不时爆出来的贪腐事故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起码还是有两个相互关联而又贯通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因素,起码在目前与可见的未来导致贪腐难以被连根拔起。

其一是虽然民主选举降临了,但许多选民仍然抱有可谓半封建的思维,还不是把民选出来的代议士当成公仆来看待。公仆,顾名思义,即公家的仆人,也就是要为整体社会或大众做事的人。而这类选民会把代议士当除了当公仆来看待外,也看成是“私仆”,认为民选领袖也必须为个别选民来“服务”,如选民家里有着各种红事白事等也要代议士的“帮助”,而最直接的帮助,就莫过于现款了,所以代议士也就几乎每时每刻口袋需要有现款。

其二,当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那就是大多数人在真正意义上是穷的,是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可言的,所以当然也就必须向民选出来的代议士伸手讨钱来帮补家用了。

在上述沙巴贪腐揭发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代议士与揭发人交谈的视频被发放,而内容都有涉及代议士需要款项来“照顾”选民。而看起来在这经济持续萧条的大环境下,一时也是难有彻底解决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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