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马政治局势，已和至1980至19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国家已经历两次政权轮替，威权早已崩塌，华人政治力量也绝大部分集中在民主行动党为主力的希望联盟，而且还掌握了在朝的执政优势，没有了以往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困境。

吊诡的是，在国阵霸权倒台、巫统奄奄一息的当今，在野的“绿潮”却成为华社及华教界的新威胁，导致团结政府在进行体制改革方面仍举步维艰，在华教议题上仍面对重重限制。

诸如承认统考、华教拨款、增建华小、华校师资不足、固打制造成华裔优秀生对公立大学热门科系望门兴叹等老问题，仍然困扰着新一代的华裔子弟。

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年代，即使面对强悍和嚣张的同化政策压力下，华社及华教界也已摸索出一套有理可循、足以应付行政官僚刁难的策略。

在朝的华裔执政党即使被指责“当家不当权”，但也会在选票压力下被迫“交货”或“交差”。

以往，马华与巫统在华教议题上的“内部争取”博弈过程中，往往都是作为先锋的马青与巫青在媒体上不断交锋，然后由双方最高领导出面打圆场，最后再出台折中方案，达致博弈论中的均衡点。

但是，这套早已达成默契的“游戏规则”，随着政权轮替和巫统霸权崩盘后，早已不复存在。

体制改革重中之重

在新的政治碎片化时代，敌友关系随时变化，新的游戏规则和博弈规律还未出现，对华教而言，更增加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无论如何，国家体制改革永远是重中之重，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下的团结政府，处理事情有分轻重缓急，华教长年累月的种种问题，也不是靠改朝换代就能在短时期内解决。

一些人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要新政府把常年困扰华教的问题，在短期内一次过解决掉，这种迫切期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未免不切实际。

华教长期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在马来西亚，教育问题往往就是政治问题，而且常常会演变成敏感的种族课题。

旧官僚体系难改变

无论如何，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但是旧官僚体系的思维还是难以改变，各种引人诟病的行政弊端和前朝小拿破仑还是潜伏在国家官僚体系的各个层面。

新政府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处理和解决，稳定大局才是当务之急，绝不能给反动势力有任何反扑的机会和借口，让我们的国家陷入族群和宗教纷乱而大倒退，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更何况，政治民主化年代的华教，如今面对的各种挑战，其复杂程度远甚于威权年代。

除了“贪污腐败”、“官僚主义”、“极端主义”这三座几十年不变的大山，加上其他如国际学校与私立学校的竞争、华社少子化趋势和华裔学生逐年递减、越来越多非华裔进入华校等新涌现的现象，使到当今华教工作者还必须思考如何超越重硬体、轻学术、重建筑、轻人文的旧框框，肩上重任可想而知。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华教团体与朝野各政党的关系，也应做出灵活应变的策略调整，集思广益找出相应的“思想武器”，鞭策各政党的政策来配合华教的发展方向。

若华教工作者过于乐观，认为“改朝换代”就可“大功告成”，而进一步“去政治化”和“自我设限”，那么当“华教运动”退化成“华教工作”时，这个社会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张力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