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局在2018年5·09后，虽然呈现“改朝换代”的表象，但经过两年的兜兜转转，又好像回到原点。

在尚未独立前，英殖民政府提供的是有限度的民主和没有“改朝换代”的投票，比如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的选举，总共选出52名立法议员，而另外的46名则是按比例和行业被英国委任的；选举的结果是联盟囊括51席、回教党1席，而退出巫统另组国家党的拿督翁在阴沟里翻船，全军覆没。

十分讽刺和虚伪的是，英国在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与之建交，却对马新华人采取残酷的政策。除了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以外（1948年），也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对马共及亲共分子展开扫荡和逮捕，更将大批华人驱赶回中国（我在80年代中期在广州与广东钟灵校友会会长蒋成发见面时，他除了送我一本《钟灵特刊》以外，也告诉我在战前和战后被遣回中国的马来亚华人，如果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有不下两万人。他说这个数目若与印尼在60年代反华时所驱赶的数十万华人的数目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海外华人的血泪史和参加抗日战争的牺牲行列中，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国家义无反顾的献身，铸造了多元民族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发挥了兄弟般的战斗情谊。

即使在1957年马来亚走向独立后，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通过政党的合作高举民族大旗。例如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又例如左翼的政党组成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内中有劳工党与人民党的同志情怀，也曾与回教党进行默契的合作）。

当这两大阵营在选举中对决时，那些对左翼政党的失利而表现出来的失落感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经过多次选举，选举又只是走过场，再加上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竟产生一种悲情的失望乃至绝望。因此在1969年，人民党和劳工党组成的社阵就放弃了宪制斗争，宣布不参加被操控的选举。

“5·13”是华人命运转折点

不过，1969年的大选带来的结果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当社阵的领袖大多数仍被关在集中营时，另外一股第三势力从中取代了社阵留下的政治真空；这些政党计有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进步党。这些反对党的崛起撼动了联盟的执政权。

于是“5·13”事件发生了，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命运的转折点，因为在后来的很多年，每每华人都被提醒“5·13”事件。

在当年（1970年），甚至连明显亲左的砂人民联合党都被纳入执政党的怀里，就不知道为什么行动党没受邀加入联合政府？我在15年后（1985年）与林吉祥在咖啡厅内论及此课题时，他也说他没被邀请，大概是马华有意见吧？

我直到今天仍想不通为何敦拉萨未邀行动党，反而很在意民政党的加入，以便在华人社会中发挥影响力。

此外，华人及外国人都被提醒要记得“新经济政策”的条文，以扶持马来人及土著在经济上的地位被提高。

相位离安华越来越远

不知不觉，从“5·13”到2008年的大选，时间已过了近40年，却还时不时有人提起种族课题和要华人记得马来人的中心体系是不会改变的。

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2008年的3·08大选，任谁也不会想到“局部变天”。这之中有安华不可或缺的功劳，因为自从他在1998年被敦马哈迪医生开除后，已全面倒向反对党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合作；即便在2008年行动党也对伊党的合作缺乏信心，安华也总算说服行动党要从大局着想。

果然这一年的反风给安华送来了春风，在一夜之间，反对党组成的民联（由公正党、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组成）竟拿下82个国席，同时也让5州变色（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和吉兰丹）。这一下子，民联与国阵已平分秋色。

安华认定机会必然属于反对党，所以，他信心满满地要在2013年真正的改朝换代；可惜缺乏了运气，反对党只拿到89席，国阵则有133席。

很不幸的，安华在1999年、2008年及2013年的三届大选中都无法全面扭转局面，难免会有悲观论调在反对党阵营中散开。

更不幸的，安华又再次被指控犯第二次鸡奸案，无缘参与领导2018年的大选；此时，马哈迪一个转身，又成为反对党（希盟）的头头。这一盘棋最后被马哈迪转动起来了。人们开始相信通过选举会变天，人民也预计安华会在2020年接棒。

不过，现在整个局势又陷入混淆不清，到底马哈迪要怎样重组？又怎样呈现一个新的组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能知道的是，相位离安华似乎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