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推动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利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所以今天也有“自由亚洲”）等传媒专门对苏联、东欧进行了舆论攻势和颠覆性煽动。

“美国之音”公开宣称，其宗旨就是要破坏苏联及其联盟的稳定，促使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磨擦；共产国家领导人之间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动不同地区宗教种族对立，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渲染和夸大苏联国内的问题和困难。

西方散布民族仇恨

1989年8月，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发生动乱，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从这三个共和国打开缺口，促使苏联解体，动用上述三个电台和英国的BBC，西德的德意志电台等，用俄语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语言，在节目中大量散佈民族仇恨，甚至煽动搞武装斗争，扮演著“教唆者”的角色。

Kennan的“围堵”，Dulles的“解放”，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尼克逊的“不战而胜”到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都是主要针对苏联提出来的，其战略目标，都是通过和平演变颠覆苏联，解决这个二战后最大对手。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代表俄罗斯的三色旗重新升起，在此之前两年多时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如骨牌效应那样相继垮台。美国苏联冷战，以美国完胜结束，但如戈尔巴乔夫想象中的和平的年代并没有出现，丧失国人支持，欧美国家并没有提供预期的经济支持，强大的苏联变出现排队轮面包的悲剧，一件又一件的现实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成为了国家的罪人、叛徒，而不是西方传媒吹捧的英雄，更不用说曾经的诺贝尔和平奖。

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欧美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外因，也有更重要的内因。苏联、东欧之所以彻底瓦解，除却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过份出格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更悲哀的是未立先破，一往无前的革命出了灾难性后果。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那“新思维”毒药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在苏联的初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为了扭转7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续见成效，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加速经济发展和进行改革的主张。次年2月，苏共27大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进行经济政策改革，当时，戈还多次强调，改革的任务和方针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发展中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贩卖的“新思维”认为当代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世界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整体，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因而应当使自己的举动不导致翻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因此必须根据当前时代的现实确立社会主义“新视角”来改造苏联，甚至通过削弱党的领导，发展“社会民主”来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

但是，戈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从来不曾放下的贪婪本性。

反社会主义势力增

“加速战略”的目标过于侧重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但由于改革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步骤，党内思想又不统一，未能贯彻经济改革，而加速的重点又放在重工业上，结果令本已严重扭曲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使重工、轻工、农业的比例愈加失调。微观改革使企业自主经营创造外部条件，结果企业改革处于空转状态。在缺乏宏观调控下，社会需求大大超过社会供应量，导致物价不断上升。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放弃社会主义，导致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日渐增大。戈尔巴乔夫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提倡毫无限制的“开放性”、“民主化”，企图以此来发动群众揭露体制的弊端。结果、苏共的阴暗面被揭露、甚至夸大，社会上各种反对势力利用这个机会来搞对抗，互相攻击，各种舆论工具也经常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日渐形成一股庞大的抗争力量，改革反而不断受到干扰和牵制。

到1990年，苏联已经连续制订好几个经济改革方案，因方案之争、闹得不可开交。“500天计划”的激进方案，推动经济上无秩序地搞私有化，国有资产被分散和掠夺，国营企业低价私有化，1991年7月1日，苏联议会私有化法规定，苏联企业的私有化将在5年内分为两个阶段实现。结果，贱卖直至亡国。

苏联也成为了历史，她的最大效用或者就是成为了中国的“疫苗”。

无声较量:苏联成中国“疫苗”(上篇)/霍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