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香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起的纷扰，尊贵的雪兰莪万津州议员刘永山问道：“有论者说这些学生都是暴徒，可是大家想想，为何大家不称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学生是‘暴徒’？”（见他的大作《大马人不知的香港己亥事变》（下））。

YB刘没有说明“这些学生”是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所有学生，或是那些用铁笼车和铁镐等具攻击性物件，以暴力破门进入香港立法会大楼并大事涂鸦和破坏的那些人，包括那个涂鸦墙上的香港特区徽并企图用港英旗覆盖的。

看看他们冲撞立法会玻璃门以及破坏立法会网络设备的那股狠劲，如果这些人全是学生，学生尚且如此凶悍，实在令人大开眼界，这对香港的未来是好是坏？很值得忧虑！

人治或法治？

“反送中”持续延烧，情绪高涨的示威者“光复上水”，大闹沙田，在商场内与执勤的警察对峙，甚至演变为袭警，最严重的是二十多人（学生？）追打并围殴一名落单的警察，其中一人更硬生生的咬断了一名警察的手指。

这些人是不是暴徒？他们当然不承认，在YB刘看来，应该也不是吧？大家不妨想想，如果这种冲击立法会和袭警的事件发生在大马、新加坡，或自视为全世界“民主自由人权”最高圣殿的美国，这些人会面对什么后果？就算都是学生就可以免罪吗？作为政治人物，YB刘为这些人辩护，不担心让人误解这是变相鼓励这种行为，并可能传至我国？

一百年前的中国，一如鲁迅诗描写的，“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那是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年代，哪有什么法治可言？但即便是如此混乱的时代，北京大学生为了抗议列强的宰割欺凌和政府的无能而引爆的五四运动，乃至于蔓延全国的示威和罢工罢市等活动，总体上还是有理有节的。

火烧赵家楼是个别大学生之所为，是为了报复曹汝霖等人的亲日“卖国行为”，跟香港的一大帮人在外国旗帜引领下大肆破坏立法会及袭警的行为，根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否则，十次策动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岂不成了暴徒中的大暴徒？

就世界标准来说，香港是高度法治的社会，有任何不公、冤屈、冲突，都应该在不违反法治的原则下进行抗争，包括和平示威，乃至于发动罢课、罢工、罢市，若是警察执法过当，也可以诉诸法律，讨回公道。

这种众目睽睽下大事破坏立法会和袭警的行为，是赤裸裸破坏法治的罪行，这些人如果不依法惩治，那么法律还有什么用？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是暴徒，所以就不是暴徒？这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果如此，凡重大案件办文革式公审大会或网上表决足矣，要法院干嘛？

不管喜欢与否，以下简单明白的事实是无法否认和回避的：

1.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

2.香港的回归是中国中央政府与英国政府谈判的结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务上有主导权，理所当然。

3.回归后的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区和其中一个城市，被赋予地方治权，但主权在中央。香港人若要绝对自由，那是不可能的。

人多即真理？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之所以急着要立法会通过，与一宗香港青年在台湾杀死女友，弃尸荒郊并逃回香港的严重刑事案有关。但自从100万乃至于200万港人上街及一些“死士”大闹立法会后，那个可怜的香港女孩的血以及她父母家人的痛苦，几乎被稀释得干干净净，没人再提起了，思之悚然！人多即真理？我想起鲁迅笔下的血馒头。

有句话说得有道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如果一方不顾一切硬是要蛮干到底，哪怕彻底捣毁法治也在所不惜，即使将来己方当政，反对方将如法炮制，这样闹下去，最后大家只好在没完没了的扭打中一起沉船。

YB，我国包括雪州不公不义的烂事还很多，例如拖到贵党媳妇熬成婆，成为中央政府还继续拖的赵明福案，例如英国至今未敢坦诚面对的巴冬加里屠杀惨案，以及陆续有来的政经丑闻……

我们更期待您在这些事情上展现您不避亲疏贵贱，敢怒敢言的英姿。当然，绝不欣赏组织“死士”冲击衙门的举动，毕竟，我国是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