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槟州马华又回到原点?/谢诗坚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不经意地宣布由州署理主席陈德钦上位而成为槟州马华联委会主席。

他是接替卸任的黄家泉(第二贸工部长兼马华总秘书),预示着他将带领槟州马华迎向第十四届大选。



从表面上看,这是马华“本土化”人才的另一个“印证”,但实际上是马华中央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因为马华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在槟州惨遭灭顶。如果加上1969年及1990年的大选,马华共有4次全输得干干净净。后来(2005年)即使启用外州重量级人物领军,也还是功亏一篑交了白卷。

一开始就打错算盘

槟州马华之所以走到今天完全是它本身的战略所致,而且从一开始就打错算盘。这在其它州来说是少有这样的先例。

首先当马华在1949年成立的时候是由中央(应该说是陈祯禄)委任槟城富甲一方的吴瑞琴出任槟州主席(也是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主要是需要有头有脸人树立形象)。因此当林苍祐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党务就落在林苍祐的身上,他既是马华的州议员也是槟州联盟主席,但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尤其是在1957年选首席部长时,是林苍祐婉拒推荐,才由他决定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这就是说,身分与职权是分开的。

王保尼从1957年担任首长到1969年下台,前后12年。他也从来不是槟州马华主席。反之这个时期(1969年)上台的林苍祐不是用马华身分出任首席部长,而是以民政党的身分东山再起,一跃成为槟州执政党,也给马华“创造”第一个“零蛋”(零议席的纪录)(林苍祐是在1959年与东姑闹翻后在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



在这之后,马华在陈修信年代依然委任大老板出任槟州马华主席,例如接吴瑞琴的橡胶大王连裕祥(1961-1964)、从事银行业的苏承球(1964-1969),他们都是来自商会的会长。

马华的头家形象从此被确立起来。但即便是商界泰斗也救不了马华在1969年的下沉。

当陈修信在1974年退位由李三春接手后,李就暗中在槟城策划一个“宫廷政变”。林建寿(曾任左翼社阵总秘书)参与其中。

为了让林建寿得以扶正,李三春在1976年亲自接任槟州马华主席,约有半年的过渡给林建寿。

就这样在1977年到1984年林建寿在槟城成为呼风唤雨人物。且1978年导演了一场“马华七人帮”向民政“宣战”在失败后,他又在1982年酝酿更大的计谋。

先是李三春敢敢到芙蓉挑战曾敏兴(行动党主席),条件是马华要在槟州“翻身”。只要马华赢得的州议席比民政多,首席部长就归马华,反之则仍由民政保有。

结果林建寿还是在1982年大选中败下阵来。

继后,槟州马华改由李永枢(1984-1986),而后是石清霖上位(1986-2003),再后是黄锦鸿接班(2003-2005)。

在石清霖后的年代 1999年大选后,意外地发生民政两名州议员林武灿及林建安过档马华,而致马华11席及民政剩8席。虽马华再掀第二次夺权风暴,但被马哈迪压下,从此马华自认在槟城只有二奶命。

为了解决槟州马华内讧,黄锦鸿被逼下台(2005年),换了外州人接班,他就是陈广才。当时黄家定的理由是“对等”委任,即陈广才与许子根都是党的二号人物也是部长级人物。与此同时,一项重要的“使命”是马华与民政终告“偃旗息鼓”,一个主中央,一个主槟州,不再为争夺首长直闹得鸡犬不宁。

兜兜转转回到原点

因此在陈广才之后的廖中莱(2008-2010)、黄燕燕(2010-2015)及黄家泉(2015-2017),这些重量级人才来主导槟州也是意义不大的,甚至是不具意义的,毕竟争来争去都是坐亚不望冠。

从这样看来,马华在兜兜转转12年后又回到原点,这就是马华的宿命。

说得坦白一点是马华中央“放弃”在槟州出头的希望;说得好听一些是让槟州马华自力更生,所以槟州马华只得自我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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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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