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用新思维看甲州选举/谢诗坚博士

正当国人在庆幸疫情已得到控制时,突然传来马六甲政局失控。

10月5日,州元首宣布解散甲州议会。选委会过后宣布11月8日为提名日,而投票日在11月20日。这意味着马六甲将是第二个在疫情期间举行选举的州属。

从记录上来看,马六甲从来都不曾落入反对党的手里,它一向来是执政的联盟及后来的国阵的牢固大后方。

即使在2013年大选,国阵还是在甲州拥有21席,而当时的民联只有7席,政情仍然一面倒向国阵。

未想在2018年的大选中出现了逆转。在28个州议席中,希盟共夺得15席(其中人民公正党3席、民主行动党8席、国家诚信党2席及土著团结党2席);而国阵只剩下13席,全由巫统拥有。伊斯兰党同样沾不上席位;而国阵中的马华、民政党及国大党也交白卷,议席归零。这反映了民心在5年来已有大变,不再支持固步自封的国阵继续主政。

虽然有政论学者及政界人士指出,马六甲接下来的州选形势对巫统十分有利,特别是马来人会重新给予支持。但我们若作客观的分析,实况并非如此。

城市化改变人民视野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马六甲选民在短短的5年内做出的改变,是因为人民受教育越加普及、生活的更大城市化后,也就改变了他们对政局的看法不再随波逐流,这放诸四海皆准。城市化的生活肯定改变了人民的视野。

根据国际性的权威机构普华永道在去年的一份世界性调查报告指出,在2010年时,东南亚的城市化地带约占44.5%,而到了2020年,已提升到50%,并有望在2050年时进一步提升到65%。

这强有力地告诉我们,在人口增长和基建发展下,人类已因城市生活的影响对政局做出新的评估。只要我们拿两届选举作比较(2013年及2018年),就不难发现因城镇的发展和城市范围的扩大也大大地改变了人民的思想。

例如在2013年时,马来西亚的乡村面积还是比城市大,追求改变尚不是十分强烈。因此在投票时就以不变为主导思想。

但如果我们拿2018年马六甲人民的投票趋向来看,发现更多的人民已改变过往的判断,他们嫌弃政府的进步太慢,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自然而然地在投票时来一个大转变。

人民走在政府前头

其实,不论任何种族及任何宗教,只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就会要求政府除了有责任带领人民走向文明和进步外,还要把他们带出乡村的环境,与时俱进。

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中国向世界推广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要更多人能在全球化的发展下一起进步,不再如同去年东马人民还要爬上树接收互联网的连线才能收到讯息,这也太过不可思议和太过搞笑了吧!

以此推论,既然马六甲人民在2018年时已做出改变,如今若相信他们会走回头路,也实在太小瞧选民的智慧了。

如果巫统仍然是一副老气横秋的心态,以为不变是“永恒的定律”,那么巫统将会发现同样的领导层及同样的政策下,继续打出所谓的种族牌和宗教牌徒只白费心机,不会有实际效果的。毕竟城市化带来的全新变化是不可逆转的。

如果说马六甲和柔佛是最后两座传统的大堡垒已在2018年被攻破和被改变,那么下来的州选或大选,就再也没有任何领域能回到从前了。

因此,国阵也好,国盟也罢,乃至希盟或和谐阵线,它们的生存是要与民同在、有前瞻性的,而不是误导人民走向“荷兰”或依然高高在上,与人民脱节。

只有更多的乡村被城市化,更多的人民接触新思维,他们就会改变政府,而不是等政府来改变人民。由此可见,城市化是保守和传统的克星。不信,甲州选举就会给我们提供更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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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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