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报穷局近期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自主申请破产案例较2022年暴增200%，这一数据不仅折射出个体家庭的财务危机，更揭示了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深层矛盾。

根据报穷局总监峇克里的说明，自主申请破产程序存在明显的制度宽松性：无最低债务门槛，仅需填写表格并支付定金，即可启动程序，且法庭一旦批准便不可撤销。

这种低门槛设计本意是为真正陷入困境的债务人提供救济渠道，但现实中却异化为“债务逃避策略”。

例如，月还款额从2000令吉骤降至200令吉的巨大落差，使破产成为成本最低的债务重组方案，进而诱发道德风险——部分债务人可能故意放弃偿债努力，甚至通过资产转移提前规避责任。

动摇金融市场信任基础

更严峻的是，这种制度漏洞正在动摇金融市场的信任基础。

银行与金融机构为控制坏账风险，可能全面提高信贷门槛或缩减消费贷款规模。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长期维持在80%以上，若信贷收缩传导至消费市场，将直接冲击内需经济，形成“债务危机—信贷紧缩—经济放缓”的恶性循环。

破产案例激增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多重社会矛盾交织的结果。

首先，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均衡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

马来西亚统计局2023年报告显示，低收入群体（B40）实际收入较疫情前下降12%，而通货膨胀率长期维持在3至4%区间。

收入与物价的剪刀差迫使民众依赖信贷维持生活，最终陷入债务泥潭。

过度借贷缺乏财务规划

其次，金融产品创新与消费者保护机制脱节。近年来，“先买后付”（BNPL）、小额现金贷等金融科技产品迅速普及，但其宣传往往弱化风险提示。许多消费者在缺乏财务规划能力的情况下过度借贷，最终因复利累积触发债务危机。

针对当前危机，政府需采取系统性治理方案：

（一）破产法制的精细化改革。政府可参考新加坡《个人破产法》经验，建立阶梯式债务处理机制。应对自主申请破产设置合理门槛：引入“实质偿债能力评估”，由独立第三方机构核查债务人的资产状况、收入稳定性及债务成因；设定最低债务标准（如5万令吉），避免小额债务滥用程序。

（二）对主动破产者实施分级信用惩戒。例如，5年内限制高消费、禁止担任企业董事等，避免破产制度被滥用。

（三）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修订《消费者信贷法》，将“先买后付”等新型信贷纳入监管框架；强制金融机构采用“动态偿债比率”算法，根据借款人收入变化自动调整还款额度；建立全国性财务教育平台，针对青年群体展开信用管理课程。

我们认为，330宗自主破产案例背后，是330户家庭的生存挣扎，更是社会经济韧性的压力测试。

制度的宽松本应为弱者提供安全网，却因设计缺陷沦为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

当前改革不仅需要修补法律漏洞，更需建立“预防—纾困—重建”的全周期治理框架。

这场债务困局的破解之道，终究在于让每个公民在经济发展中既能共享机遇，亦能抵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