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绿色承诺须化为行动/骆雅蕙

2025年财政预算案勾勒了马来西亚绿色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宏伟蓝图,但成败关键在于执行力。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宣布,将2025年国家能源转型基金的拨款从今年的1亿令吉大幅提升至3亿令吉,目标是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然而,若官僚低效和执行不力的老问题持续存在,绿色转型的目标恐难实现。

肯逸湖混合水力浮动太阳能发电场和登嘉楼绿色氢能中心象征着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的落实。然而,政府在过去跨部门协调和审批程序上的低效,导致不少项目被搁置,科技评估失误等问题依旧存在。

再者,绿色技术人才的缺乏也是发展的障碍。尽管政府拨款75亿令吉用于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TVET)和高等教育,旨在培养绿色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现实却是许多毕业生难以适应市场需求。若这个问题不解决,政策的长远效果将受限。

绿色能源成“富人游戏”

净电能计量(NEM)计划延长至2025年6月30日,鼓励更多家庭和企业安装屋顶太阳能光伏(PV)。但高昂的初装成本让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望而却步,使得绿色能源的推广成了“富人游戏”。这不仅削弱了政策的公平性,也背离了政府所宣扬的全民参与精神。

生态财政转移基金(EFT)资金的拨款从2亿令吉增至2.5亿令吉,支持各州森林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然而,非法采伐和森林破坏问题长年存在,执法不力使得生态恶化的趋势难以逆转。

没有有效监督,这些资金很可能在官僚体系中被浪费。尽管社区护林员人数增加和河流清理项目的资金投入值得肯定,但仅靠资金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碳税计划是预算案中的一大亮点,却推迟至2026年才执行。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手段,许多国家早已实施,而马来西亚的延迟反映了政府在环保和经济利益之间的挣扎。

若继续拖延,马来西亚企业将面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带来的压力,出口成本势必增加。与其等待欧洲征税,不如主动实施碳税,将收入用于国内绿色转型。

日前,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在大马钢铁工业联合会大会上强调,碳税不仅能减少碳排放,还能为国内钢铁生产商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他呼吁,进口商品应同样缴税,以免本地企业处于劣势。通过征收碳税,政府可确保公平竞争,并为国内绿色经济提供急需资金。我们应将这笔收入用于支持本土环保和经济发展,而非让欧洲通过CBAM征税。

马来西亚绿色技术与气候变化中心(MGTC)也赞同,引入碳税不仅能推动高排放行业向清洁技术转型,还能提升马来西亚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马来西亚绿色技术与气候变化中心支持政府延续绿色科技融资计划(GTFS),这一计划自实施以来吸引了大量投资,创造了数千个绿色就业机会。

然而,单靠激励和补贴不足以推动全面绿色转型。若缺乏强制性减排要求和清晰的碳定价机制,绿色经济进程恐将难以为继。

能源绩效合同机制(Kontrak Prestasi Tenaga)旨在提升公共部门能源效率,承诺节省10%的电费。政府还计划支持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

清除官僚体系陈旧作风

安华表示,政府将提出CCUS监管框架法案,并为相关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和便利。这些措施反映了马来西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努力,预示着未来将有更多政策支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总体而言,2025年财政预算案为马来西亚描绘了绿色未来的美好蓝图,但执行是成败的关键。环保承诺必须转化为行动。

唯有清除官僚体系的陈旧作风,强化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才能在全球绿色经济浪潮中站稳脚跟。否则,一切雄心壮志不过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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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绿色转型的关键时刻/骆雅蕙

2024年,马来西亚的绿色转型既是万丈雄心,也是万般挑战。从国家气候变化政策2.0到气候变化法案的落地准备,再到碳税、禁塑与能源转型的热议,听上去气势如虹,但落实却如履薄冰。

展望2025,政策浪潮将深刻撼动我国的经济根基与社会肌理。

碳税政策迈入强制执行

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气候变化法案的实施。碳税政策从试点阶段迈入强制执行,理论上,“谁污染,谁付费”,高排放企业该为污染埋单。可一旦这把“悬剑”落下,政策的执行将带来深远影响。

高排放企业可能痛失竞争力,尤其是中小企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恐怕会因此承受不小的冲击。政策设计需要精准平衡,在推动环保的同时避免过度压垮经济基础。若处理不当,失去平衡的碳税政策只会成为杀鸡取卵的自毁之道,企业倒下,就业市场也难幸免。

接下来是环境、社会和监管(ESG)披露强制。这项政策要让企业“亮底牌”,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环境数据。对大企业而言,环境、社会和监管披露只是一次技术与资源的“体能赛”;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却可能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挑战。

数据披露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远非所有企业都能轻松应对。在技术短板和资金不足的背景下,政府如何设计执行标准,如何拿捏节奏,将决定政策能否成为绿色转型的推动器,而不是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枷锁。毕竟,政策的背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存战。

最低薪金的提升,是2025年另一场必然的经济冲击。尽管工资上涨有助于改善劳工福祉,但随之而来的企业成本压力不可小觑。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面对工资飙升,不得不通过裁员或加速自动化以削减人力开支。

短期内,政策看似实现了社会公平,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带来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的每一步进步,往往伴随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政府需要直面这一矛盾。

我国雄心勃勃要成为东南亚的数字中心,但高耗能的数据中心,靠的是廉价电费和传统能源在撑门面。风能、太阳能、氢能这些美丽的词汇,充斥在国际论坛上,但国内的投入却乏善可陈。

政府推动碳捕获与储存(CCS)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虽对,但如果无法解决技术瓶颈,所有雄心壮志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塑料污染治理不尽人意

我国作为化石燃料出口大国,其“低碳梦”与“石油依赖”之间的矛盾,犹如一边戒烟一边靠卖烟生存——自相矛盾,不言而喻。

塑料污染治理是2024年的高调议题,但实施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禁塑令推进缓慢,消费者习惯与企业适配滞后。

新环保法要求回收塑料包装并加税,但企业缺乏动力,回收体系依旧薄弱,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循环经济蓝图虽美,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目标难以实现。

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缺乏强制性,试行阶段进展缓慢,2030年40%回收率目标恐难达成。

替代方案成本高昂,生物降解塑料的效能尚存疑,绿色转型要有决心,更要务实行动。

2025年,马来西亚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这是一个展示气候领导力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通过推动东盟碳市场和跨境能源共享来确立我国在区域内的绿色领导地位,前提是国内的绿色转型能够取得实际进展。否则,再美好的外交宣言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2025年,将是马来西亚绿色转型的试金石。雄心与行动之间,差距只是一步。无论是碳税、环境、社会和监管披露,还是能源转型,每一个决策都深刻影响经济脉搏。

勇者突围,弱者被淘汰;稍有犹豫,未来只会远去。要么在挑战中找到机遇,要么在拖延中迎来危机。此时此刻,历史已开始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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