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伊斯兰党与民主行动党的“口诛笔伐”和“唇枪舌剑”已成为政治常态。

这种不见面还好，一见面就相互攻击的作风实在不可长。但在早期并不是这样的。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们变得如此的恶言相向呢？

这一段历史得从伊斯兰党在1951年成立说起，它是脱胎于巫统的宗教分子，初时力量十分有限，只能集中在槟威地带和上霹雳及吉兰丹活动。

在1955年马来亚独立前的普选，以巫统为首的联盟夺得51席，而伊斯兰党参加11席，但只得1席。原为巫统创办人的拿督翁在退党后（1951年）成立的国家党参加30席竟全军覆没。东姑阿都拉曼因而冒出头来，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首席部长。

由于选举成绩差强人意，伊党在1956年邀请前马来国民党主席布哈鲁丁参与领导伊党，另选具回教背景，毕业于开罗大学的朱基菲里担任副主席。

这样一来，伊党在一个左倾及一个宗教观念强烈的人共同领导下，一度靠向印尼路线（其时朱基菲里是支持苏卡诺的“纳沙贡立场”。他不幸在1964年车祸身亡）；尤其是在1959年的大选，伊党与反对党在默契下夺得13个国席，另加社阵的8席、进步党4席、国家党1席及独立人士的4席，一共30席，对执政联盟的74席，形成强大的挑战。伊党也夺得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执政权。

同时出道却相安无事

另一边厢，也是在同一年（1959年）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也在新加坡选举中横扫43席（共51席）起而执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

李光耀是在1954年在新加坡成立人民行动党，打的旗号是“非共社会主义”。

他说，林清祥和方水双的到来使他感到兴奋，因为他要这一批人参加他组建的“民主、非共的社会主义”，为马来亚政治理念而斗争。

虽然两党在同一时间出道，但因地点和观念不同，双方相安无事。

后来的演变竟是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1963年9月16日），再后又因政见分歧分道扬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结果是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易名为“民主行动党”再出发，而伊党的政治战略也因党主席布哈鲁丁的被捕，而出现向右转的变化。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民主行动党在1990年的大选竟能与伊党达成政治合作，主要是因为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另立四六精神，准备与国阵一较长短。

虽然在1999年因安华事件又有第二次的反对党合作。在公正党牵引下，竟然是一鼓作气，与行动党和伊党来个三结合。这一年行动党输得好惨，只剩下10席，连林吉祥和加巴星也在阴沟里翻船。

这反映了政党之间若一时以为各族之间已不存在种族问题，结果吃了苦果。伊党崛起（夺27个国席，且再执政丹登州政权），行动党下沉得莫名其妙。

善意合作遭选民拒绝

面对这种善意的合作却得不到选民的谅解，为日后又再出现种族与宗教的分歧埋下导火线。

进入2008年大选，反对党在不经意中取得大丰收及2013年保持亮丽的政绩后，伊党开始反思它与行动党合作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从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成绩来看，伊党只是维持现状，没有突破，保持20余个国席，甚至也拿不回登嘉楼州。长此下去也只能扮演配角，无法登堂入室成为主角，因而促成伊党“三省其身”，终于在2015年退出民联自打天下。

伊党也从那时开始与行动党的骂架多了起来，一方指责对方是“共产党”、“种族主义者”和“反回教”，否定“马来人至上”政策；另一方则指责伊党企图推行“政教合一”、“大谈回教国”及明显地突显其种族主义思路。

伊党认为它的存在是独立于其他政党之上的，可以与其他政党合作，但不谈及合并，更不会放弃其宗教至上的既定政策，它宣称要成为造王者。

虽然东马已明显地摆明不能接受宗教治国，但伊党依然故我，不作改变。

共产党已非洪水猛兽

平心而论，把共产党的帽子套在行动党身上是不恰当的，行动党的起点既非共党路线鼓吹者，也非亲共分子，顶多是推行萧伯纳的费边政策，一种既温和又走中间路线的社会主义政治观。

如果我们将问题提交给林吉祥，问他行动党与共产党有何关系？他会像李光耀一样，提出非共的路线。这种路线只要我们读取李光耀的自传及林吉祥的自传，就不难发现他们是想在马新的社会中创造第三条道路，行动党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然问问林吉祥到底行动党信奉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吗？究竟“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马来人会认为这是“华人主义”的隐语，并不是多元主义的反应。

还有共产党在今天已不是洪水猛兽，没什么可丑化的；正如重提五一三事件一样无聊。

我们人类不是带着仇恨来到世界，而是应该带着爱心拯救地球，任何人都得克制和自我约束，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无的放矢，把世界搞得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