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马，国会提呈年度政府预算案是高调的事件。经过数周的谣言流传和名嘴预测后，财政部长呈献了国家财政健康的状态。他描述提供给民众的“萝卜”，也合理化引入新税的原因。

他的报告提供了整个公共政策的缩影，因为它改变公共资金在各个部门和计划的分配，标志了政府的优先处理事项。作为民主的实施，这是促进公共开销透明度的机制。

对于2019年预算案，人们的期待高得不能再高。大马选民最近才在成绩前所未有的第14届大选中放弃国阵，选了希盟。在预算案演讲中，民众寻找新政府认真改革的迹象。对在数字经济领域工作的人来说，这次预算案未能激励人心。

2019年预算案呈献的人力资本技能提升、改善宽频基础设施和奖励工业升级等课题，与之前3年的预算案没什么不同。利用个人对个人（P2P）众筹购房产的想法，虽然高度创新，但太粗略，无法吸引民众。业者耸耸肩，问道：“改革在哪里？”

经济陷深度重症

说句公道话，财长任务艰巨。在数十亿令吉丑闻巨鲸下，他要费心费力修补财政漏洞的船只。也要应对生活成本上升和薪酬增长底下的迫切课题——经济深度重症问题，而且根本无法一夜间解决。因此，他提供的是英雄式尝试，以抚平公众忧虑，同时也换取更多时间。

然而，在数字经济中，时间是珍贵的商品。快速技术创新和新商业模式的部署，正以超高速改变着经济局面。随着数字海啸在邻近的地平线聚集动能，已处危急关头的是企业和国家经济的竞争定位。

有象征性的是，在《马来邮报》宣布停印纸质报章、转换成数字新闻的同一周，中国也揭幕世界首个人工智能支持的虚拟仿人新闻主播。看似如你我的虚拟新闻主播已有望取代真人的工作，这是打乱媒体和电影工业的技术强震，显然已在改变的路上。

同时，东盟的电子商业领域跳跃式增长，年均复增（CAGR）达惊人的41%。本区域商品交易总额（GMV）从2015年的55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超过100亿美元。大马在这个快速演化的空间中有何定位？按汇率测量，大马仅排名第四，屈居新加坡、印尼和越南之后。

同样地，大马数字经济的最大资金来源是政府，而印尼仅在2017年就成功吸引来自私人领域的48亿美元投资——这是行业旺盛和创新程度的指标。

机器人领域落后

在机器人领域，大马也似乎落后了。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IFR），大马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对比世界平均密度的74台，2016年每1万名员工只有可怜的34台机器人。相比之下，韩国机器人密度是631台，新加坡是488台，即使泰国每1万名员工也有45台。照这样下去，在工业机器人使用增长最快的区域，大马有成为落后者的风险。

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改变？在快速转型的数字经济，政府如何能更有效应对挑战和契机？事情的核心是改革的迫切性，亦即须要采取果敢和创新行动。此前大马已做过许多次。例如，80年代树胶和锡米等原产品价格暴跌导致经济危机时，依然决定继续推行南北大道计划。如今我们可见其转型性的影响。

同样的，70年代看似嬉皮士的安迪·葛洛夫带着英特尔的愿景、以及电脑即将改变世界的方式登陆槟城时，槟州大胆随着他的愿景冒险，着手开建基础设施安置新兴的电子领域。剩下的就是我们所知的历史，槟城果敢的举动催化我国制造业增长。

今天，随着我们开始进入机器人时代，我们的决策者正面对同样的挑战。他们必须停止在边缘游荡，并承担快速变化的数字经济所造成的复杂课题。

（作者是大马全国总商会（NCCIM）数字经济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官员，剑桥大学博士。）

（林详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