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预支养老金的底气与代价/南洋社论

本月起,符合条件的公积金会员可从第一户头提取最高1万令吉应急,为期半年,总数6万令吉。

这是自1991年雇员公积金法令生效以来,首次发生。

公积金分两个户头,第一户头占储蓄70%,第二户头是30%。一直以来,政府只允许动用第二户头,并设有条件。

今年,政府允许人民动用第一户头,开了先例。尽管是短期和一次性的措施,旨在帮助穷人渡过疫情难关,让人担心的是,除非日后补回,养老金必受影响。但填补,可能吗?

问十个专家,十一个会说,除非万不得已不应打公积金主意,尤其第一户头。原因简单,它是未来养老最后保障。这第十一个专家就是公积金局本身。

公积金的宗旨在于养老,动老本,后果严重。许多例子证明,钱一旦花了,未来补回,说易行难。

现代生活开销庞大,储蓄很难,“补偿”更难。尤其是储蓄与理财观念不强的大马人,是以借贷年年上升,比如房贷、车贷等。长久以来居高不下的国债与民债在在反映实情。

更糟糕的是,近年来,即使通货膨胀率不高,加薪率也不高。

疫情以来,不少人停薪,减薪,更有失业。一些行业甚至出现负值,加薪率抵不过通胀率。

如此情况下,人民何以储蓄?它发生在B40群体,近年M40群体也出现问题了。

其实,目前低利息,负利率年代,储蓄的美好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市场普遍认同的是投资保值。

趁利息低,大家炒房炒股,趋之若鹜,全球酝酿股市泡沫。前几年,房市不断被推高到人民高度负担不来地步。

如今,炒房风虽停,但,股市泡沫风气依然炽热,历久不衰。为免烧到手,不少人静观其变,宁可选择储蓄,尤其是疫情肆虐时期。

2020冠病年,德国中央合作银行(DZ Bank)的一项计算显示,德国家庭钱币财富增加3930亿达到了7.1万亿欧元,与前年相比,增幅6%。

由于担心被迫短期工作以至失业,德国人把钱拽在手、遏制消费,结果这个善于理财的民族,储蓄益增。

中央合作银行预期,德国人去年存钱率达16%;合作银行联合会的预期数字甚至是17%,意即私人家庭将可供支配的每百元中拿出16元或17元放到了储蓄本上。

说到底,储蓄还得有底气,德国人民收入稳定,“平均”越来越有钱。调查显示,德国民众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点。关键是加薪率高于通胀率。

今天,公积金局开了第一户头取钱先例,政府就得确保将来“补偿”缺口,稳住人民就职,开创更多就业市场,特别是高薪领域。

加薪率高过通胀率更是重中之重。

做不到这些,政府与人民都将付出代价——凄惨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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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中国养老金危机已降临/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易富贤(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学高级经济学家)

9月13日,中国政府批准了将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3岁、女性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58岁、女性工人法定退休年龄从50岁提高到55岁的计划。

这些改革措施,将在未来15年内逐步实施,目的是缓解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养老金预算缩减带来的影响。

但在二十年的无所作为后,这项早该进行的改革已远远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只是把一颗政治定时炸弹留给子孙后代去拆除而已。

中国是全世界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个在1955年人口中位年龄为21岁、60岁以上人口仅占7%时制定的退休标准,即使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也一直未变,而政府也用为老人养老的承诺去安抚人们。

25年来我一直对中国迫在眉睫的老龄化危机发出警告。2004年我的文章《试问老有所养谁来养》就已经发表在《中国经济周刊》上。

但尽管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领导人们却一直不愿调高退休年龄。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更加关注人口过剩而不是老龄化问题。2012年有政府人口学家警告称,允许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可能会将生育率推高到每名妇女生育4.4胎以上。

当中国终于在2016年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时,官方预测显示,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到2.09的峰值,然后在2023年下降到1.75,到2050年下降到1.72。

但在这些趋势之下,中国还是于2021年推出了三胎政策,因为人们担心如果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就可能会引发1950年代那样的婴儿潮。

此外,中国领导人担心提高退休年龄会加剧失业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希望,在2022年召开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将骚乱风险降至最低,而养老金改革往往具有政治敏感性。

比如英国在2011年,将女性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的决定,就引发了近200万公共部门雇员罢工抗议。

但即使按照政府夸大的数据,2018年中国生育率也仅为每名妇女1.5胎,远低于官方预测数字。2023年生育率降至1.0,一些省份的生育率甚至低至0.6,与官方预测的1.75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则从1955年的47岁,延长到了2022年的79岁(美国为77岁)。60岁以上中国人数量,从1980年的7200万,增加到今天的2.82亿,占总人口的21%,并预计到2030年达到3.58亿,到2050年将达到4.75亿,占总人口的47%。

三分一省份有养老金赤字

因此,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从1990年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5%,猛增至2022年的12%。如今,中国有近三分一的省份面临着养老金赤字。

在生育率全国最低、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黑龙江省,养老金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9%,导致当地政府有高达43%的养老金支出,要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承担。鉴于全国养老金预计将在2035年耗尽,财政前景似乎越来越黯淡。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也极不平等。2022年时中国3.01亿退休人员中,有2100万公务员,1.15亿企业职工,还有1.65亿主要为农村老人,而他们每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分别是907美元(折合人民币6100元)、468美元和30美元。

由于独生子女无力赡养他们,许多农村老人最终只能依靠政府援助。

而中国不去正视自身人口危机的做法,也与其他已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类似挑战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遭到广泛抗议,英国仍将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提高至66岁,并计划到2044年提高至68岁——一些专家预测说,最终可能提高至71岁。在美国,1960年后出生者的退休年龄已被定为67岁。

官方数据低估危机

所幸令人担忧的人口趋势,终于促使中国领导人将关注点从人口过剩转向老龄化危机。但他们似乎依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官方人口数据——甚至联合国预测——仍然被严重夸大了。

根据我自己的估算,中国很难将生育率稳定在0.8。随着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和减少,经济增长将放缓,政府收入将减少,而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将推高养老金成本。

由于缺乏足够支撑整个体系的劳动力,无论采取何种政治操纵或创新会计手段,都无法避免即将到来的养老金危机。

1980年时,中国每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11名工人(20至64岁)。而该比例现已降至4.3,并预计将在2040年以前降至2.0,到2050年降至1.5。

须不断提高退休年龄

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比例则从1980年的5.2,下降至目前的3.2,并预计到2040年降至2.6,在2050年降至2.4。

在英国,自1980年以来抚养比,已从3.7降至2.9,并预计将下降至2040年的2.4,和2050年的2.2。

中国需要不断提高退休年龄,以应对其人口挑战,但这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

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但会遭遇更多健康问题,因此,她们过度承担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代价。由于养老金不足以支付基本生活所需,许多老年妇女被迫在退休后继续工作。

这种情况在日本尤为明显:60-64岁、65-69岁和70-74岁年龄段的女性就业率,分别从2003年的38%、23%和14%,上升到了2023年的64%、43%和26%。

而中国的这类状况也会特别严重,因为灾难性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剥夺了女性生育更多子女的权利,还导致许多人晚年陷入贫困且朝不保夕。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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