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马中迎向亚洲新世纪/谢诗坚

马中关系,源远流长。远的不说,我们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转捩点,演绎了殖民地人民,包括马来西亚人民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蝗军侵占东北三省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全面侵华,以及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一路南下将东南亚纳入日本的版图。



因为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激起当地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但日本走后英军又回来了。

在与马共势力无法协调下,双方冲突不断,也就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其后果是华人对英军的高压政策甚为不满(最痛恨英军将50万华人赶入500个新村居住,切断对马共的援助)。

谨慎构建外交关系

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亚洲人民因抗日而结成统一战线。即使战后亚洲各国回到本位应对新局面,但1955年马新官方与马共有过华玲和谈,却以失败告终。

因此,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获得英方支持的执政党(联盟)也就与马共势不两立。这种微妙关系也反映在马中关系上。



当马来亚独立时,联盟政府是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概不与共产国家建立邦交。一直到1969年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马来西亚再一次进入紧急状态,政局才因之被全面洗牌而出现新的政治生态。

由于国际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中国重入联合国(1971年)及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1972年)后,我国时任首相敦拉萨(现任首相纳吉的父亲),在审时度势及孤注一掷下,于1974年虽面对国内马共南下战略挑战之际,但敦拉萨还是大胆地迈出第一步,直飞北京与中国建交,一反东姑全面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敦拉萨因之赢得了中国政府的激赏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马中发展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换句话说,马中建交开启了亚洲新纪元,尽管敦拉萨对马共依然耿耿于怀,但马中双方都在谨慎中构建起良好的外交关系。

带动东盟与中国建交

至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起了牵头示范效应,带动了东盟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

15年之后(1989年),马哈迪当政时又取得更大突破,真正地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森林游击战,三方(马泰政府及马共)取得体面的和平(合艾和平协议)。在这之后马中经贸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到了今天,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2014年)。而在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虽下降至973亿美元,但马中仍乐观展望在2017年可达1600亿美元的交易量。毕竟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成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往来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可说是我国高瞻远瞩,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所致。

在旅游业方面,虽然因马航MH370失踪事件带来影响,但我国仍乐观展望,在今年内有2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访,且预计明年可达到400万人次。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马来西亚向中国购买4艘军舰;同时获得中国低息贷款550亿令吉以兴建从巴生港直开入东海岸的高铁,而以吉兰丹的道北为终点。贷款在首7年免还也免利息,此后分20年以低息分期摊还贷款。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中国也曾贷款8亿美元予我国兴建槟城第二大桥。

虽然纳吉这次访华最具挑战性和带有争议性,但从历史来看,纳吉的所作所为是赓续发展其父亲敦拉萨奠下的根基;而不能与公元15世纪马六甲王朝的建立相提并论。

保持“远亲不如近邻”

在当时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和拜里米苏拉访问中国的过程中,未有显示中国将马六甲变成附庸国,只是接纳后者的朝贡,以维持亲善关系。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在1953年时,已退出巫统而自立马来亚独立党(后来的国家党)的拿督翁,就曾指责马华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1个省(主要是马华陈祯禄倒向巫统,疏远与独立党的合作)。结果证明所言并不切实。

有人因此担心马来西亚会不会因为过于倾向中国;尤其借贷会否成为被中国控制或影响的“主权国”?这是指马来西亚会在马六甲海峡上对中国作出妥协,从而削弱对领海的控制;当然也包括对南中国海岛礁的争夺放软态度,同意双边和谈。

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能与世界各国维持友好关系而不诉诸武力。因此,纳吉的访华获得丰硕成果,也是进一步说明崛起了的中国仍然保持“远亲不如近邻”的思维,进而影响周边国家以和平共处的原则缔造一个新的亚洲,绝不是回复到西方列强瓜分和鱼肉亚洲人民的荒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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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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