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细致描绘繁华的市井生活，共画了1600多个人及各式各样的场景，有个角落还画了进城的大官，前面有人举着“肃静回避”开道，后面有随护扛着官轿，做妈妈的惊惶地抱起玩着的孩童，城门口有一群乞丐，一个没有腿，做官的还回头看了他一眼。

这样的对视，却深具警鉴的意义；它提醒做官的人，要看到别人存活的艰苦；要从唐代诗人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看到穷人。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也看到穷人，还表示要继续实施扶贫扶弱政策；这是他在希盟执政后以先手优势拉拢低端阶层，以图掳获特定族群信任的手段。

但，这也应验了一些外国经济学者的预言，论断执政后的希盟“不敢触动为维护马来人特权的政策。”

其实，贫穷问题从来就不是种族问题，要消除这种社会痼疾或困境，还须以超越种族的角度去正视问题的存在，还要以更科学的态度去辩证广义的贫穷。

“贫穷”的定义，就是那些缺乏资源、能力、机遇、安全和必要的权利，及无法享受到适当标准的生活和社会权益的状态；那些以乞讨、残疾、无依无靠的，甚至被遗弃，受歧视，被剥削的，也都是穷人。

但是，贫穷不一定是缺钱，对希望及机遇憧憬破灭的挫败感，也都是贫穷；越来越多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窄，或一辈子都没法冲破匮乏与弱势的局限，都是一种社会的失衡。

这种失衡，导致社会阶层的裂痕扩大及累积性的阶级对立，因此，掌政者要洞察问题的症结和存在的风险，要看到夹层群体及少数族裔跨代的贫穷问题。

掌权者还须恪守中道，在实施扶弱政策时，也要对人性有一种透彻的认识，要帮助穷人，却不要赋予任何人以道德上的优越感，更不要讨好穷人。

古人就有“毋以货财杀子孙”的训诫，给子孙货财，给穷人拐杖，不如教他们读书学艺，更符合社会正义。

因为只有符合“自由原则”与“差异原则”的社会正义，保证每个人享有平等权利，才能让弱者与强者有机会参与竞争。

均衡发展的理想社会，不是只求“数量”和“状态”的平等，而是法制下人人机会的平等，在这样的正义程序的公平，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才能人人各得其所。

我们不期望制订“最好的体制”，却要制订“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制”，更希望马哈迪的体制改革是一条全民路线，不讨好谁，不偏袒谁，全民受惠，这才是我们幸运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