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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越活越穷?/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在很多国家,为了刺激国内消费提振经济,通过债券等资本投资的方式来促进内需;为了促投资加速城市化建设,房地产发展成了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而现实是,这些都没有带来真正持续健康的经济增长。

进消费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对于消费市场来说,真正具有购买力的是中产阶级。

在美国,通常家庭年收入在3万至20万美元(12.24万至81.6万令吉)的即可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据估计大约80%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

他们把钱消费在商品和服务市场,这些钱最终会成为政府税收,政府可以用于教育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来保障社会基本运行,改良社会的基础设施。

而现在大部分城市的公共政策,没有对作为大多数群体的中产阶级给予足够的重视,中产阶级逐渐萎缩的趋势有所蔓延。

除去日常开销,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其他的消费,消费市场就会不景气,失业率自然会上升。

难有更多消费

以美国为例,美国普通中产阶级支付的边际税税率大概为15%或25%,更加富有的中产阶级则可能需缴纳35%的边际税。

 

但由于投资收入的缴税比例不超过15%,因此,很多主要靠投资获利的富人群体承担的实际税率要远低于中产阶级。

2018年美国政府税收总收入高达6.3兆美元(25.7兆令吉),近三分之一来自个人所得税,这些主要是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而不是富人群体。

在以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奇为主角的纪录片《不公平时代》里提到,中产阶级的工资几十年里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提高。现实是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越交越多,富人的税越交越少。

除去他们的日常开销,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其他的消费,消费市场就会不景气,失业率自然会上升。一些中产阶级进而跌入低收入家庭系列。

政府财政收入也会减低,政府就不得不缩减教育以及其他的福利开支。

高教育费加重负担

今年特朗普总统又再一次削减了教育支出,公立学校的设施、师资都很糟糕。像中部的一些公立学校已经因为设施太差没办法正常上课。

加州的学费已经以每年5%的增速在增长。

美国很多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是通过高昂的学生贷款来上大学,他们往往需要30至40年才能还清。教育费用增涨把更多的家庭阻挡在高等教育的大门外,这无疑又加速了中产阶级的萎缩。

中国发展亦遇阻

美国中产阶级萎缩这一趋势也给中国城市发展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减税降费政策,是否给中等收入的群体以足够的重视了呢?

有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全国累计新增的减税降费1.78兆人民币(1.05兆令吉),其中新增减税1.51兆人民币(8909万令吉),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人民币(1607.75亿令吉)。

民营经济纳税人新增减税9644亿人民币(5689.96亿令吉),占新增减税总额的64%,受益最大;个人所得税改革新增减税4426亿人民币(2611.34亿令吉),仅占全部新增减税降费的四分之一。

没有足够的政策保障,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否也会逐渐萎缩,带来消费的滑坡和城市的萧条呢?

生活压力影响消费

中国正逐渐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从供给端很多措施在提升消费环境、促进夜间经济等等。

但是在需求端,如果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群体不能释放消费意愿,一方面税收负担重,另一方面承受着房贷、养老、医疗的压力,那么再多的消费设施、消费环境最终也将迎来无人消费的尴尬结局。

实体商业的萧条与消费能力下降不无关系,因为在虚拟的世界里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商品,在被抑制的消费意愿下,实体商业所能提供的消费体验也就不足为道了。城市因人们失去消费的意愿而失去活力。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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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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