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国复工政策挑战大/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在全球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大流行之下,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开始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经济正常化。

与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仍深陷疫情冲击相比,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霾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这使得市场对中国率先恢复经济抱有极高的憧憬。



毫无疑问,复工复产启动了生产制造和服务活动,推动了各个产业环节重新启动,也让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有工作可做。

各地政府为复工复产做了大量工作,仅仅在疫情防控之下让上亿的农民工复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工程。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在全球化之下,率先走出疫情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率先恢复正常,个别产业环节的复工复产,也不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就恢复正常。

要指出的是,当前复工复产较好的都是有一定规模的大中型企业,它们的恢复状态并不代表所有的市场恢复情况。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其恢复正常运营的难度比估计的要大得多。



在海外需求减少、订单消失的背景下,在全球供应链中断之下,单一环节的企业复工复产并不能保证产业链恢复,也不会必然带来经济复苏。

等待市场回暖再出发

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中国政策部门不能向中小企业提供减免税,不能提供资金支持或是免息贷款,那么唯一有效的政策,就剩下鼓励中小企业,尤其是受到世界市场重创的中小企业,采用无薪假的方式,冻结业务。

与一味追求复工复产相比,这样的政策至少保留了“会下蛋的鸡”,虽然这样做可能在短时期内会增加一定的失业,造成一定的就业压力,但起码企业还有机会存在,等待市场回暖,再重新出发。

如果一定强制要求企业复工,强制企业不能解雇员工,那么实际上企业能够坚持的时间更短,最后大家一起下沉,没有机会和可能性再出发。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政策应该冷静,对复工复产要区别对待,否则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尤其是一些本来就积压了大量产品、面临资金短缺而且援助无望的企业,再加上沉重的员工薪资以及无效运营的成本负担,如果强制要求其复工复产,只能是更快地消耗掉仅存的运营资金,让企业更快走向死亡。

从宏观趋势来看,安邦已经反复声明,这次病毒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可能的持续时间达2年之久,寄托于经济立即出现V型翻转是不现实的。

欧足联甚至认为疫情会导致3年的影响,而奥委会正在讨论是否取消2021年的奥运会,日本则已清楚表明,如果2021年奥运会也不能举行,那么他们做好彻底放弃的准备。

供应链中断阻碍复工

要强调的是,急刹车之后的经济再启动,不是启动一家企业的问题,任何一家企业都要等待整个供应链上每一个环节再启动,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和迟滞,那么整个链条的启动就会落空。

所以,这种再启动实质就是一种重组生产的过程,非常复杂,需大量的时间。

为此,政策部门应该对于经济恢复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强制要求复工复产上面。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了。

企业复工复产率是中国在疫情后经济恢复时看重的指标,也是多个地方、多个部门努力推进的经济恢复进展。

但在疫情大流行之下,全球供应链中断、海外市场需求变化,给复工复产带来了新的难题。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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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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