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国改革开放的朴素逻辑/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过程,没有终结,但有阶段性,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改革开放重点。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重点在农村改革。后来,改革重心转向城市,重点之一是国企改革。

与此同时,引进外资、金融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开放逐步展开。



从朴素的道理来看,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有两个:第一,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贫穷变富裕,从少部分人富裕逐步走向更多人受益的共同富裕。

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起一套能保证实现第一个目标的制度体系。可以认为,实现这两个目标,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驱动的最朴素的逻辑。

不过,即使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也没有包括中国发展的所有阶段。安邦咨询(ANBOUND)的智库学者认为,从财富生产、传承和存续的过程来看,上述两个目标只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阶段的问题——如何创造和生产财富的问题。

这两个目标没有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第二个阶段的问题——如何制度化地传承财富,如何让财富拥有者安全地安放财富,以及如何使合法的财富长期存续。



首先,要注意到,财富拥有者希望在不同地方配置财富,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英国的全球地产顾问公司莱坊调查的数据显示,全球持有第二海外身份的超高净值人士已经从2018年8月的34%,增加到了目前的36%,还有29%的人正在考虑办理第二海外身份,26%的人正在考虑办理永居身份。

这意味着,全球19.8万名超高净值人群中,持有第二海外身份和考虑办理第二海外身份/永居的人数占比达91%。超高净值人士的大约86%位于欧洲、北美、亚洲。

财富拥有者希望拥有不同身份,在不同地方配置财富,主要是从财富安全性方面的考虑,不希望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其次,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制度环境、社会舆论、生活环境、教育与医疗环境等方面,对于私人财富的安放与传承来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不足。

财富流动逆差大

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但从多年的观察和经验来判断,与中国的庞大贸易顺差相反,中国内地的财富流出与外界的财富流入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逆差。

这种巨大的财富流动“逆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个人财富在用脚投票,或者反映出财富拥有者的某种担心。

当财富逐步积累的时候,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阶段所要做的事,就是通过法律制度、国家政策、治理实践、社会价值观建立、社会舆论引导等多个方面的持续努力,系统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中国对于财富的制度性保护,让有产者(不论大小)在中国感到安全,能够放心地安放并传承其财富。

不仅如此,还要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政策制订,吸引国际上的有产者愿意将财富安放在中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形象将会大为改观,中国的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实现了让人们“发财”,今后在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则要让财富拥有者安心在中国安放财富和传承财富。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最朴素的逻辑。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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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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