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双刃刀/沈联涛、肖耿
中国数字经济的崛起势如破竹：中国占全球电子商务的比重已经高达42%。
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初创企业有三分之一在中国；中国每年的移动支付总额更是美国的11倍；但未来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要归功于其丰富多样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监管者和政府对技术发展的友好态度、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有7.31亿互联网用户，比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
这些因素为中国金融科技（FinTech）市场的高增长预期奠定了基础。
高盛公司预测，2016至2020年间，与消费有关的第三方支付量将从1.9兆美元（7.75兆令吉），增长到4.6兆美元（18.77兆令吉）。
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非传统贷款人贷款将从1560亿美元（6364.8亿令吉），增加到7640亿美元（3.12兆令吉）；新的在线导向的资产管理规模将从8.3兆美元（33.86兆令吉），增加到11.9兆美元（48.55兆令吉）。
中国也正在加快人工智能（AI）方面的投资。
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报告《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影响》测算，取决于采用AI的速度，AI技术将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带来0.8至1.4个百分点的增量。
本月早些时候，谷歌AI中国在北京成立，由在中国出生的谷歌云计算首席科学家李飞飞主持。
但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变4关键行业
麦肯锡公司的最新研究《数字中国：赋予经济全球竞争力》指出，美国数字化程度仍比中国高4.9倍，而且，在中国内部，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和参差不齐。
在追赶及缩短差距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
麦肯锡公司指出，到2030年，数字化有望改变四个关键行业（消费和零售、汽车和交通、医疗、及物流）并创造相当于全行业10至45%的收入。
这将对现有的价值链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提升就业、消费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开放政策鼓励创新
为了确保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对突破性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与社会风险，中国需要实施明智的监管机制。
而这就需要审慎考察推动及制约技术进步的各种因素。
十年前，几乎没人预测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引人注目的数字经济突破。事实上，中国的两位互联网先锋， 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创业之初都经历过失败。
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及鼓励试验与创新的政策，这两家公司才能获得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在海外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腾讯在香港上市，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
他们利用新数字技术以及中国高质量的电讯及物流公共基础设施来撬动和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服务业，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崛起的先锋。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降低了交易成本、开拓了新市场、挤出了制约生产率提升的传统中介。
腾讯的微信降低了个体之间通讯、交流、协作和社会活动的成本，刺激了跨行业创新。
两家公司的创新成功推翻了制造、分销、媒体和金融之间的壁垒，帮助中国经济在规模、范围、与速度维度同步提升。
监管漏洞加剧社会问题
中国迅速崛起的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生产率、收入和财富提升，是民营企业活力与市场创造力的写照。
但各级政府也为市场创新提供了便利，明智地选择了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对新生事物采取网开一面的灵活政策，监管措施不但允许民企及市场不断扩张，还让这些市场成功融入全球经济。
营商环境失衡
但基于市场的创新具有内在不可预测性，而与创新有关的预期常常会过度高估或低估现实可能。
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监管和执法的滞后和漏洞加剧了营商环境的失衡，导致金融和债务风险、污染和收入不平均等社会问题。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在过去五年中，政府也确实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通常会使用传统、非系统性及现成的行政管理工具。
应急措施防灰犀牛
在过去一年，中国有关当局逐步收紧了对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互联网融资平台、影子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地方债务及证券市场的监管。
但这些应急措施在短期有其必要，却无法根除导致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一些更基本的制度因素，即如何处理创新过程中的失败、损失、及监管漏洞等灰犀牛问题。
因此，中国需要构建更有效的制度与机制来应对企业破产、吸收损失、及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
特别是，中国需要健全的破产流程、有活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体系、以及一个旨在降低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累进税制。
同时，为了遏制一些市场不平衡，中国需要引入更强的竞争法、反腐败机制以及环境监管。
完善机制确保永续发展
数字经济天然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有利于全球化。
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数字经济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失衡，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在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具有大规模冲击力的时代，在突破性技术进步、人口老化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为了实现数字经济的潜力，并避免其可能的弊端，中国需要构建公正包容的社会制度来保护产权及确保有效的市场。
换句话说，一切都取决于清楚、合理、有效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角色。
在美国上市中概股危机未完 特朗普还隐藏两张王牌
彭博评论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贸易对抗，将波及在美上市中概股，分析人士正在推演中国公司被迫从美国退市的可能性。
当被问及是否会让中国公司退市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在与北京的贸易谈判中，“一切选项都在桌面上”。
虽然目前尚无更多细节流出，但摩根大通、摩根史丹利、杰富瑞金融和瑞银集团的策略师与分析师纷纷发布报告，评估在美上市的200多家中资企业的退市风险，这些公司的总市值达1.1兆美元（约4.84兆令吉）。
拼多多、唯品会、好未来等公司可能首当其冲。这些企业是少数在美上市但尚未在香港挂牌的中资公司，由于无法将美股转换为港股，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更大。
摩根大通估算称，若这些公司被迫退市，可能会被剔除出全球指数，导致约110亿美元（约484亿令吉）的被动资金流出，其中仅拼多多就占到94亿美元。
跟踪在美上市中概股的纳斯达克金龙中国指数，迄今基本没有受到这种威胁的影响。该指数今年累计下跌0.5%，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下挫8%。金龙中国指数周二止步两连涨，小鹏汽车和京东对指数拖累最大。
摘牌阴影重现
退市对中概股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个陌生词。早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当中美围绕中资企业审计问题争执不下时，这类公司就曾受到密切关注。
该问题在2022年得到解决，直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热度又出现上升。这位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加强对流向中资企业的美国投资的审查。
特朗普政府手中有多项工具可用于推动中资企业退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可下令交易所将中国或香港企业摘牌，或直接取消这些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注册资格，使其无法在任何形式下进行交易——包括场外交易市场。
目前，滴滴和瑞幸咖啡虽已退出美股交易所，但仍在场外交易。
此外，SEC还可动用紧急权力要求交易暂停，但若该措施由白宫发起，将更具法律和政治分量。
另一种做法是要求SEC出台最终规则，禁止使用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VIE是多数中港企业为在美国交易所上市而采用的商业架构，也是在特朗普行政命令中点名批评的对象。相比此前审计纠纷依据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上述这些措施执行起来速度可能更快。
随着贸易战升温，贝森特的表态再提醒人们，退市威胁依然是特朗普应对中美冲突策略的一部分。
杰富瑞分析师爱迪生李（译音）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国手中有两张强有力的牌：中概股摘牌和禁止美资对华投资。对等关税不仅仅涉及贸易问题，更关乎美中之间的国力竞争，以及如何确保美国在这场竞争中取胜。”
估值风险
退市将引发流动性方面的担忧。杰富瑞指出，对于许多中资企业来说，美国存托凭证（ADR）的交易额，远高于在香港市场的交易额。摩根史丹利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和京东的ADR日均交易额，比它们港股的日均交易额高出约80%。
摩根史丹利策略师王劳拉（译音）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如果所有中概股ADR同时从美国交易所退市，整个中国股票市场都将面临估值下行风险；但从长期来看，香港市场应该能够弥补这一交易量缺口，尤其是对于市值较大的公司来说。
对冲基金Polar Capital的基金经理吴杰瑞（译音）表示，对大多数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而言，退市带来的风险相对较低。阿里巴巴和京东的投资者曾主要来自美国，但如今中国本土投资者已成为这些公司股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他表示，拼多多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尚未在香港上市。
“其实路径已经很清晰，对吧？阿里巴巴和京东的董事部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完成了相关布局。如果拼多多想做，我认为这个过程也相对简单。但在短期内，这确实会给股东带来一些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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