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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美战略竞技/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从2001年开始至2018年,中国是在“战略机遇期”中发展,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保持增长,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中国加入WTO之后获得了发展机会,经济规模从10兆增长至90兆人民币(约6.25至56兆令吉)。

因此,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被沿用至今。



不过,作为独立智库机构,安邦咨询(ANBOUND)智库学者的看法有些不同。

战略机遇期在理论上是一种环境表述,近十几年的发展,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期,除了中国自身努力之外,也有赖于国际社会提供的外部环境。

国际格局变化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战略接触”策略,也希望通过WTO带来的深入全球化,将中国“导入”市场经济发展。

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在全球发起贸易战,退出多种国际合作,多边主义架构遭到破坏,转向双边时代,WTO组织遭遇挑战……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以及未来的发展大环境。



这种大背景下,中国过去享受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存在了。

未来中国面临的最重要国际环境变化,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指向中国。

“战略机遇期”的存在与否,并不只看中国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单方面努力,更重要的是看国际环境是否发生了显著改变。

近两年,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对华态度的全面转变,构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这已经不是中国过去所熟悉的和平发展环境,而是增加了更多的地缘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和外交压力。

各国应共同努力防止失衡

要指出的是,中国发展的战略环境的改变,并不只是表现在美国一国,在欧洲、在整个西方世界、在南亚、在南美洲,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战略环境改变的挑战。

一个典型的变化是,经过数月的研究,欧盟委员会在3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之前,发布了题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

这份战略报告重新定位了中欧战略关系,在欧洲眼中,中国是一个“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以及“推动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竞争对手”。

中国崛起让西方担忧

不难发现,欧洲视中国为“经济竞争者”和“系统竞争对手”,与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

甚至可以认为,这是领导世界的西方文明,对于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的担忧的注视。

安邦咨询在一个高层次战略研究中所提出的新判断——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具有差异化性质的战略窗口期正在到来,从现在开始,中国将处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竞合期”。

战略环境变化决定了战略判断的改变,进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政策安排。对于战略竞合期这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世界大环境,中国需要重新进行系统调适。

在新的世界环境下,世界各国既要防止走向新冷战,也要防止走向热战。

要防止失衡,必须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保持一定的透明度,建立新的边界和底线,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要通过中国以及世界相关国家的巨大战略性努力才能实现,最终目标是让战略上的竞争与合作,得以约束在一种理性、文明、共建、合作与分享的框架之内,而不是全面失控甚至演进至摧毁人类文明。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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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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