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难靠花钱摆脱困境/Project Syndicate
中国的债务相对GDP比率不断攀升，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
进步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中国为应对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当于其GDP的12.5%），视为一项各国政府都应效仿的凯恩斯式大胆创举。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也对该国大加赞赏，而受益于由此带来的大宗商品繁荣的发展中经济体也是如此。
但随着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开始浮现。大规模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无疑是有效的，但它也扭曲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为该国当前的许多问题埋下了祸根。
这促使人们对政府在经济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更为广泛的重新评估。而事实证明国家的过多控制往往弊大于利。
过多控制弊大于利
当然，中国最初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底启动并持续到 2010 年，并没有标志着政府支持的终结。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在账外借款和为地方城建公司债券提供事实担保，中国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提供了大量支持，并将经济刺激政策延长了十年。
这两个部门因此也大概占据了当前总需求的三分之一，远远超出了欧盟、日本和美国的水平。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熊伟及其合著者，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中国政府的长期刺激政策对私营部门活动的影响状况，提出了令人警醒的见解。
通过分析本地数据，他们发现2002-2008年间各省的GDP增长，与企业利润和零售额都存在强相关性，这与标准凯恩斯主义模型的预期相反，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相关性在2011-2019年间完全消失了。
同一篇论文中的相关分析，还发现城市层面的生产率增长——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作为对照——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相当强劲，但却在随后几年显著下降。
建筑回报续递减
这些发现与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学家杨元辰早前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相吻合，该报告认为中国建筑业的回报，在经过多年过度建设后持续递减。目前这已造成住房供应过剩，导致许多城市房价重挫。
鉴于房地产在中国家庭财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即使官方公布的GDP增长数据，继续徘徊在5%左右，因消费需求崩溃引发的通货紧缩状况也就不足为奇。
西方分析人士经常哀叹中国政府不愿推出旨在刺激消费需求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比如美国在冠病疫情期间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
但他们往往忽略了熊伟及其合著者所强调的一个关键点：中国是一个混合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发达国家。
多年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可以用经济快速增长来为现状辩护。但如今这一论点的分量已大不如前。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下降，用会计伎俩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项目来掩盖经济的潜在弱点，早晚是行不通的。
而恢复增长的唯一可持续途径，是让在过去十年间强行巩固了自身权力的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更重要的是移交给私营部门。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也使中国更迫切地要去恢复私营部门活力。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全球竞争力的部分，也是该国提高生产率和摆脱当前困境的最大希望。
须寻找新增长点
但随着出口引擎逐渐熄火，政府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而只有私营部门准备好了应对这一挑战。
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钦佩，但2008年后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并不像许多进步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取得了绝对的成功。事实上它应该是一个警示。
此举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的债务相对GDP比率不断攀升，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Fiscal Monitor），预计到2027年中国的公共债务额，将超过GDP的100%，如果算上企业和家庭负债则将超过300%。
有些人或许会说中国的低利率使债务负担可控，但值得留意的是美国也曾有过同样的说法。与日本一样，中国也可以通过金融抑制措施长期保持低利率，但代价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而日本过去三十年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这条路径最终可能通向何方。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富有创意且精明强干，但目前的一些问题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能否找到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或者中国会否沦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一个受害者仍然是未知之数。
但是希望重复2008年的做法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精心策划的刺激消费性措施或许有所帮助，但前提是它应当通过私营部门的需求来实现。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关税助美国制造业强大?/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李根（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经济学杰出教授、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研究员、《Research Policy》期刊编辑。）
在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对57个对美贸易顺差国征收高额“对等”关税后，股市暴跌，美元下滑，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
在关税生效不到24小时，特朗普又宣布将大部分关税“暂缓”90天，然而10%的基准关税仍然有效，同时还在迅速升级的贸易战中对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不断加征关税。尽管实施了暂缓，但特朗普仍坚持认为关税对于制造业回归美国至关重要。
美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尤其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经常被引用来证明关税可能造成的深重破坏。然而东亚当年也成功利用关税来协助建立了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但不幸的是对美国来说，东亚（尤其是韩国）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手段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韩国的关税是不对称的：它对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征收极高关税，而制造业所需的资本货物（如机械）则关税极低。如果没有这些低资本货物关税（再加上低工资水平），韩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低成本生产中心。
关税反阻碍外资
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那些它试图从中“带回”制造业的国家。再加上高额和全面的关税，该国的营商成本变得极其高昂，这些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实上一些韩国企业已经认定与在美国建设新工厂，相比将生产留在国内仍然是个更好的选择。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关税非但没有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本土制造业，反而阻碍了外来直接投资。为了使目标与激励措施更加一致，特朗普政府应当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任何国别关税的计算中。
因此，在使用目前这种将美国与某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额除以该国的货物进口总额（然后再将该数字除以二）的做法之前，特朗普政府应从贸易逆差中减去目标国的外来直接投资额。这样的话外来直接投资额越高，关税就越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足以纠正特朗普政府计算中的各类缺陷，例如对韩国征收25%的关税，而韩国对绝大多数美国进口商品的征税率平均不到1%。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未能顾及目标国之间工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对孟加拉国征收37%的关税，几乎与对莱索托征收50%的关税一样难以自圆其说。
无论如何，关税本身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韩国建设制造业基地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压低利率，为制造商提供低成本贷款。这些干预措施，确保了私人投资流向制造业，而不是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利润的金融和其他服务业。
难吸引投资者
对美国来说，使制造业比金融、教育和娱乐业更吸引投资者的难度要大得多，而这也不仅是因为这些服务业利润率很高且具备全球竞争力。
韩国政府对商业银行收取的利率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并对信贷分配拥有自由裁量权。
难确保长期竞争力
其他国有机构——如管理资本投资长期贷款的韩国开发银行，和韩国官方出口信贷机构韩国进出口银行——也提供了协助。
即使美国设法保持低利率并引导更多资金流入制造业，要确保这些行业的长期竞争力也并非易事。而韩国则利用其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和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由大型家族企业集团（财阀）主导的商业环境，实现了这一目标。
财阀们以传承为主导的思维，让它们倾向于从长计议。但政府确保它们将国内市场保护所带来的额外利润，用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确保金融部门也执行类似长期方针。
这意味着像现代汽车这样的企业，可以将利润持续投资于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好、价格更低的汽车，同时为当地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因此，虽然韩国消费者在关税实施初期面临着汽车价格上涨的问题，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应培育知识密集型行业
但在股东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这意味着利润通常被用来报答股东——比如通过分红或回购。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税保护产生的任何额外利润，会在美国这个金融主导、以短期为导向的经济体系中引发对制造业的长期投资。
如果特朗普政府致力于重建美国的制造能力，那么它就应该专注于特定行业，利用政策杠杆降低关键投入品和潜在直接投资的成本。
美国不能也不应尝试再次成为服装或鞋类生产国，但它或许可以培育出更多能为经济或安全创造巨大收益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中国受益最大
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的做法，那它不仅无法使美国成为制造业强国，还会疏远贸易伙伴，损害国际信誉，破坏全球稳定。
而因此受益最大的则是中国。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