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沉浸在否认情绪中/Project Syndicate
在最近美国大选后的亚洲之行中我造访了香港、深圳、北京和新加坡，而看到的却只有否认。从全球股市飙升中得到了启发的亚洲人正想方设法去无视国内外的各类问题，希望它们能凭空消失。
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而在面临这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放缓之际，政府加大了对经济前景进行正面宣传的力度。股市情绪的改善成为了我与人交流时的首要话题——截至10月8日，沪深300指数较9月13日的低点上涨了35%。
然而这种（现已部分回落的）反弹完全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股市信号也敢信？
当然股市一直背负着释放错误信号的骂名。这在熊市中尤其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打趣说股市“预测了（美国）过去五次衰退中的九次”。
日本股市臭名昭著的“死猫反弹”更是一个典型案例：在1989年12月至1998年9月期间，日经225指数在累计下跌66%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四次平均幅度达34%的反弹。
尽管如此，中国人依然将近期的股市上涨视为最新刺激计划即将引发强劲经济复苏的证据。
警告成为禁忌
这种与日本的对比触动了中国的敏感神经。我与一位中国高级监管官员的对话尤为令人沮丧。
他承认对房地产和股市剧烈下跌、不断累积的债务、初步显现的通缩迹象、生产率低迷和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感到担忧。但当我指出这些都是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典型特征时，这位官员迅速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我并未提及2016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上一位“中国权威人士”发出的警告：中国可能陷入类似日本的困境。我也没有提到温家宝总理2007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精准描述。
不局限于中国
尽管多年来在中国反复提到过这些观点，但这次我选择保持沉默。或许我仍在为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被组织者禁止发言感到不快——他们只想听“中国好故事”。
然而这波亚洲否认潮里可不只有中国不愿承认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鉴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并一再重申）要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和中国的进口商品分别征收高达20%和60%的关税，但令我尤为吃惊的是亚洲倾向于忽视这一承诺落实后可能带来的贸易冲击的负面后果。
亚洲对此的普遍看法是特朗普只是在虚张声势以争取尽早达成协议，毕竟他在2018-2019年的第一次对华关税战中就采取过类似手段，并在2020年最终签署了效果不佳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期待习特会
在当前的经济疲软状态下，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将比当时更加顺服。
亚洲各地都在热议可能在2025年初举办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认为这将为另一次美中协议铺平道路。
这让人回想起了2017年的情景。当时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峰会，在海湖庄园和北京举行了豪华晚宴。
被紫禁城的历史氛围所深深打动的特朗普充满温情地对习近平说：“我对你感到无比亲近。”
许多人预计他们将抓住一个高光时刻去再次迅速达成协议，或者至少启动可能达成协议的进程。
香港再次伟大？
亚洲的记忆显然相当短暂。当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杯时，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一份关于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301条款报告——这份报告随后成为了特朗普2018-2019年关税议程的蓝本。
尽管场面热烈，紧随2017年峰会之后的却是一场至今仍在持续的贸易战——这与那些痴迷于交易的亚洲乐观主义者所设想的不太一样。
这种否认同样在香港展现得淋漓尽致。距我在《金融时报》发表备受争议的《我只能痛心地说香港已经完了》一文已过去了九个月。
在恒生指数出现类似于沪深300指数那种反弹的背景下我被屡次问及是否改变了看法。当我重申对二月文章中所提到的三大问题——香港与疲软的中国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中美冲突的夹击，以及2019年示威后日益灰暗的政治氛围的忧虑时，我那些彬彬有礼的东道主们翻了翻白眼。其中一人甚至送了我一顶印有“让香港再次伟大”字样的红色棒球帽。
我一直都采用一种类似心理学的框架来诊断美中对抗，认为其具有典型的相互依赖特征。
而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们则提醒了我在此次亚洲之行中所目睹的另一点：否认是人类最强大的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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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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