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如何提振经济?/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格伦·哈伯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在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美国财政部长提名人斯科特·贝森特关于更快经济增长，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重要试金石的说法是正确的。
更强劲的增长不仅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当然是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还能减少美国令人乍舌的联邦预算赤字和债务相对GDP比率，并缓解在国防、社会、教育和研究支出之间时有出现的艰难权衡。
但更快的增长不能仅仅停留在愿望层面。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认识到经济政策可以借助哪些渠道提高或降低产出的基础上精心制定议程。
虽然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提升资本积累、生产率和GDP，但由赤字支撑的税收或支出变化所引发的利率上升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同样，由于工作时长的增长，是产出或GDP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政府应避免出台那些阻碍劳动者充分参与的反就业政策以及对合法移民政策的突然反向修订。
虽然认识到某些提高产出的政策转变，可能会对其他社会利益领域（如收入分配）甚至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但政策制定者应直接将重点放在提高生产率上。而一切生产力政策的三大支柱，都是对研究的支持、有利于投资的税收条款和更有效的监管。
支持研发提高生产
在现代经济体中，思想是成功前景的驱动力。科学、工程和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为创新提供了动力，而创新又推动了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形式的升级以及民众健康和福祉的改善。联邦政府对此类研究的支持是理所应当的。
由于私营企业无法获取自身基础研究支出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因此大多不愿对此进行投资。此外，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支持会产生宝贵的溢出效应——那些成为了当今数字革命催化剂的早期国防部研究支出就是明证。
因此，削减联邦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与一个增长议程是存在冲突的。
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仍应审查研究资金的分配方式以确保其科学性，还应该鼓励在承担合理风险的情况下，对更新颖想法和研究人员进行投资。
除了鼓励将基础研究和国防项目的溢出效应商业化之外，联邦对全国各地应用研究中心的支持，也将加速新生产力提升技术和理念的传播。
这些中心还能让更大范围的民众接触到各类新理念，从而更广泛地分配经济繁荣——正如过往那些农业和制造业推广服务所实现的那样。
税收条款惠利投资
为构建生产力增长的第二个支柱，政府应尝试延长特朗普于2017年签字发布的《减税与就业法》中有利于投资的条款。
虽然该法中关于降低企业利得税率的条款仍然有效，但作为资本积累、生产率和收入有力促进工具的企业投资费用化规定，却将在2023-2026年间逐步取消。
不过，这项规定可以通过减少《通货膨胀削减法》中的各类支出，或通过削减即将离任的拜登总统发布的各项行政命令中的花费（如用于减免学生贷款的1750亿美元）来恢复和长期化。
如果新一届政府希望在税收政策上更进一步，还可以在2016年众议院共和党税改蓝图的基础上做文章——该蓝图将企业税制从所得税转变为现金流税。
简化税收制度
相对于将投资金额用作利息扣除，这项改革允许非金融企业将其当即计入成本，从而刺激投资和增长，移除有利于负债而非持股的税收激励措施，并简化税收制度。
高效监管权衡风险
这就引出了成功增长战略的第三个支柱：高效监管。问题不在于“更多”与“更少”，而是监管的变化如何能通过创新、投资和资本配置来改善增长前景，同时着眼于对各类风险的权衡。
制定议程者应从以下基本问题入手：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快更好地建设基础设施？为什么资本市场和银行贷款不能变得更灵活？这些问题不仅定义了一个具体目标，还要求人们去定义哪地方需要权衡。
幸运的是，鉴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已经宣布的领导任命，新一届政府的金融监管或许能改善资本分配和增长前景。但政策制定者还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强化国家电网建设以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中心。
这就需要联邦层面更加注重成本效益分析，并在许可发放方面与州和地方当局加强协调。将联邦财政支持计划当成胡萝卜或大棒来使用，可以成为这类战略的一部分。
贝森特对经济增长的强调，是直指问题核心的。通过为年增长率设定一个3%的宏伟目标，他为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颗指明方向的“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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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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