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设还教育贷款弹性机制/南洋社论
当108亿令吉教育贷款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沉重负担，问题已超越债务追讨，更暴露社会契约的裂痕。
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的数据揭示，120万借贷者与政府之间形成某种对峙，集体违约现象值得深思。
以诺拉为例，她在吉隆坡购物中心工作，月薪仅2300令吉，每月500令吉的还款压力令她无奈。
数据显示，2023年大马新鲜人起薪中位数仅2150令吉，而生活成本10年间上涨47%。当教育投资回报持续低迷，毕业生往往无力偿债。
自动扣薪形同虚设
社交媒体上的“#TolakPTPTN”反映了一种变异的福利主义心态。
部分网民认为政府理应承担教育成本，却忽略我国高等教育补贴率已达63%。这种单向索取的观念，正在削弱公民责任感。
PTPTN的自动扣薪制度（SPP）执行不力，仅38%雇主配合，使制度形同虚设。
更离谱的是，现行罚息制度竟导致“还得越多，罚得越多”，直接削弱民众的还款意愿。法律执行若失衡，政府公信力亦将流失。
29岁的工程师阿末连续42个月定额偿还，但因薪资增长反而被罚更多。这种“惩罚努力”的荒谬现象，反映制度缺乏人性化考量。
若还款机制未能与经济现实匹配，债务问题终将演变为集体性抗拒。
可借鉴澳洲狮城制度
澳洲的高等教育贷款计划（HELP）值得借鉴，其设定还款门槛为年收入4.8万澳元，并实行免息政策，还款率高达92%。
我国可推行“收入连动偿还系统”（ICRS），让毕业生按可支配收入的5%至15%偿还贷款，并在经济困难期提供还款冻结机制。这样既能保障制度尊严，又能确保基本生存权。
此外，可仿效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的“能力证明豁免”制度，对恶意欠款者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如冻结证券账户、限制高消费，甚至影响公务员晋升资格。
同时，可设立“信用修复机制”，允许失信者通过社区服务抵扣部分债务，形成“惩戒-救济”并行的制度。
政府应以制度创新实现柔性治理，而公民社会亦应重建“权利-义务”平衡。解决方案不在严刑峻法，而在建立让年轻人愿意还款的机制。
设立弹性还款制度，能鼓励毕业生主动履约，让高等教育基金进入良性循环，惠及更多新生代大学生。
当教育变成“军备竞赛”/南洋社论
工资增长停滞，大学毕业生开始质疑学贷价值！
智库The Centre向301名高等教育贷款者展开名为“负债一代”的在线调查，其结果除了让人感到诧异，隐约渗出当下与对未来生活的无助与泄气。
当薪金抵不上生活开销，甚至连大学借贷也还不起时，让他们开始怀疑人生。
不少大学生对未来买房感到怀疑，回想当初贷款上大学也起了怀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种疑虑不只是大马才有，几乎全球亦然。
近年，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随着收入增长停滞和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高等教育所存在的经济价值逐渐受到关注。
数年前，美国人已开始问：花钱上大学到底值不值？
“内卷”与“躺平”已是中国90后甚至00后常常挂在嘴边的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折射出年轻一代对中国社会竞争白热化的无奈与挫折感。
这一切都是对高等教育所存在的经济价值的最新反思，而竞争也不只是出现在中国。
教育是人类进步与繁荣昌盛的基石，特别是高等教育，这也许是绝大多数人多年以来唯一能够达成的共识。
但在经济形势不好的状况下，逐渐增长的高等教育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堪重负。因此，大刀阔斧地改革高校教育，降低高等教育成本也已成为本世纪人类的焦点。
大多数受访者支持The Centre对于高等教育贷款提出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针对性贷款取消机制，以及依照收入定制的还贷计划。
当中，77%同意政府应该取消贫困和负担过重借贷者的部分学生贷款，80%同意借贷者应该在达到可负担得基本生活开销的收入水平后，才开始偿还学生贷款，而多达82%受访者支持低收入家庭不应为高等教育而举债。
显然，庞大而沉重的大专教育费，已成为不堪之重负，即使是高收入群。
61%受访者月入低于4000令吉，25%的月入低于2000令吉。低工资不仅影响还贷能力，也制造财务上的压力和导致缺乏储蓄。
更甚的是，不少受访者的收入远低于国家银行2018年对吉隆坡单身族设下的每月所需生活工资预计：2700令吉。
随着这项发展，月入低于2000令吉的受访者开始质疑他们所获得的高等教育价值。认为值得申请大学贷款的人，只占38%。
除了还贷的压力，大学毕业生也面对许多问题，包括推迟成立家庭或创业的计划。因学贷而感到压力的有59%，57%推迟购房计划，52%推迟了紧急开销和退休所需的储蓄计划。
总的来说，逾半数人有着相同的问题，而拖欠贷款的主因是低收入，并非缺乏财务纪律。
满街大学生的年代，竞争成为关键，为了获得想要的工作，你就需要去读更好(更贵)的大学，获得更高的学位。
教育变成“军备竞赛”，而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军火制造商”——大学和学院。
内卷现象是中低产阶级的一种焦虑，躺平却是富人才有的权利。如今，要成功就得付出，并且得面对“鱿鱼游戏”的残酷。
高喊提高竞争力的同时，政府应释出助力与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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